陆轶辰： 迭代时间，延展空间

陆轶辰，Link-Arc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及主持建筑师，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美国雪城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曾获日本2006年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技大奖一等奖第一名，美国建筑实录杂志评选的2015年度“全球设计先锋”，2016中国建筑师协会建筑创作奖金奖、2019与2022年度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2022年度美国AIA注册建筑师协会纽约分会设计奖等国内外权威设计奖项。

 

请您谈谈您从清华到耶鲁求学的经历，及之后师从弗兰克·盖里、托德·威廉姆斯、斯蒂文·霍尔的这段经历对您后续发展的影响。到现在独立执业多年，您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心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陆轶辰:

当时的国内商业与建筑环境正是最繁荣的时候，这反而催生了我探索国际建筑领域的决心。我希望能够深入了解海外建筑大师的工作方法，探究他们如何打造出卓越的建筑作品，也想验证建筑学理论在设计实践中的推动力。

这段经历，是从对国际建筑界一知半解到深度认知的蜕变。摒弃盲目崇拜，“祛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宝贵的体验。例如，在第一个暑假，我携带着一叠自己的简历，逐一拜访并投递作品集。在职业生涯的前期，有幸跟随多位建筑大师学习，这一过程也实现了一种心态的转变：从起初的玩票心态，逐步转变为踏实的求学态度。在Steven Holl Architects和Gehry Partners的实习经历中，我都会记设计日记，这些日记至今仍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深远影响。从最初的敬仰，到模仿学习，再到相对自信地准备开创自己的事业，这是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的成长历程。

这些经历给我最大的触动是，在此之前我们都是把建筑大师们作为孤立的个体来看，关注的是他们作为明星的一个个点，之后才理解，我们看到的明星事务所只是一个面，是一群人在很认真地、用一种方法去推导一件事。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有很多的必然原因，而且除了才华和能力外，他们无一例外都很真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些经历为我多年后成立事务所奠定了基础，我更加希望追求真实的设计，不需要多么壮丽，甚至可以平凡，但需要说“真话”，回归当下建筑的最主要问题。

 

Link-Arc建筑事务所（以下简称“Link-Arc”）的工作室和作品均涉及不同的地域、文化，请您介绍一下事务所的架构，并谈谈杂糅交织的现实语境为项目和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分别带来哪些不同层面的影响。

陆轶辰:

事务所跨越三大城市，设有纽约总部、上海分部和深圳分部。纽约总部扮演着智库的角色，汇聚了一批资深专业人士。在这里，我们为整体工作标准、图纸规范及竞赛准则制定了框架和定义。上海分部起初是本地探索的据点，随着我在上海时间的增多，已逐步成为我们的人才密集区，以设计师为核心，设计师与工程师的比例大致持平。上海分部致力于本地化设计工作，推动日常设计项目的进展，并与纽约总部协同决策大型项目。

深圳分部则专注于4个深圳在建的大型文化公共建设项目。其主要职责包括项目管理、业主对接、客户沟通、现场巡查，以及与上海、纽约团队的协调。纽约与国内12小时的时差，塑造了我们独特的工作节奏。纽约的下班时间，便是上海的上班时刻，这种时差工作模式让我们能够全天候高效运转，尽管对项目负责人的要求也更为苛刻。

从项目角度来看，中国的项目往往更为复杂，不仅涉及设计本身，还需处理诸多外围事务，如人际协调、与总包和甲方的沟通等，这些都成为设计工作的一部分。我常提醒同事们，这些虽非设计的直接内容，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长期沉浸其中，对建筑师而言，是一种持续的精力消耗。纽约工作室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适时抽离的机会，从一定距离外审视市场和项目，从而获得更为新鲜和客观的视角。

 

是什么契机促使事务所开始涉足学校项目？学校项目相较于其他类型项目，工作机制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陆轶辰:

在事务所的初创时期，我们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开发商委托和政府项目。而对于学校项目，最早是在2014年，深圳南山大冲需要建设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向我们邀标。那个夜晚，我与项目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做还是不做？随后，与业主的交流中得知，这个学校项目的立项存在不少变数，所以最后没有参与，但前一次的探讨让我对“设计学校”这件事深思熟虑了一整年。

2015年，该区域的另一所学校也向我们发出了竞标的邀请，那就是后来的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科华学校（以下简称“科华学校”）【见《建筑实践》2020年第5期（总第19期）】。第二次邀请到来时，我们迅速做出了决定。这次的地块条件更佳，且是一次国际招标。经过两轮激烈的角逐，我们的方案获得了第一名，与华润置地的合作由此展开。2015年10月成功中标，2016年展开设计，2017年施工，2018年6月交付，同年9月学校正式启用，这标志着Link-Arc首个学校项目的诞生。在设计建设过程中，我们致力于打造一所几近完美的学校，力求“一次成型”。

科华学校建成后，我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尽管项目获得了亚建协ARCASIA Awards For Architecture公共设施类的金奖等殊荣，但我们认识到学校建筑的特殊性。虽然中国幅员辽阔，但学校建设需要遵循严格的规范，这使得设计过程趋于理性，在国内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设计范式。但这些是否就足够呢？我们参与学校项目的初衷，既是为了通过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参与规划尺度的城市发展，也是为了突破传统学校设计的束缚，挑战现有教育规范，为师生创造独特的校园体验。从最初的小心翼翼踏入，到如今，我们已揭开了一个充满更多可能的新世界的大门。

 

科华学校、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桂湾学校等多个学校项目已落地，您还担任了龙岗高品质校园的评审专家，我们会关心您在这些项目实践和活动参与中有哪些持续的思考？

陆轶辰:

自科华学校项目开始，我们采用了线性布局的经典模式，在遵循中国传统学校规范及限制性条件的同时，实现了设计的创新突破。继而，在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和桂湾学校项目中，我们的设计应该说更加自然，建筑类型上的创新步伐也更加坚定。

与此同时，我们持续探索，致力于为深圳这座活力四射的新兴都市打造与之相匹配的全新学校建筑类型，充分考虑其独特的环境与自然气候。深圳虽年轻，但自罗湖、南山至前海、龙岗、龙华，每个区域都拥有独树一帜的城市肌理和历史脉络。在学校设计中，我们坚信应当凸显这些区域的个性与思考，以建筑诠释地域特色。

 

您对“正确建造”这一概念的强调，呈现为不同项目中结构与空间的同构、材料的理性表达，等等。在学校这一类型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建造还被视为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作建筑实践背后的本质问题？可否结合实际案例谈谈您对于建造理性的理解？

陆轶辰:

在当今社会，建筑领域的“建造”与“建构”概念似乎已不再高不可攀，大众的视角更为直接，最终的成果成为焦点，而过程本身得到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对于学校建筑而言，各参与方有着各自的期待。政府着眼于学位供给、教育规模和建设周期；学校则更注重校园安全和教学微环境的精心设计；建筑师则综合考虑城市语境、空间体验和建筑类型的创新。

在时间和成本的双重限制下，我们坚信学校项目仍能在建造实践和材料运用上追求卓越。在洛杉矶，例如Santa Monica的一些街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建筑，其实内部的构造做得很到位；还有弗兰克·盖里设计的Loyola Law School和埃里克·欧文·莫斯在Culver City的实验性建筑，都可以看到美国西岸建筑师如何在学校项目中创造性地运用色彩、材料，勇于进行构造实验的探索—学校建筑作为公共建筑的重要分支，某种程度上是西岸建筑师在其他文化项目中的实验性尝试。反观中国，许多学校设计仿效欧式、新中式风格，或保守地遵循设计规范，室内虽细腻柔和，但在建筑学追求上其实是略显不足的。

以Link-Arc的作品来说，无论是科华学校采用的大型悬挑结构、单跨单廊Bar type的线型平面，还是翠竹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大尺度剪力墙、Pancake楼板下灰空间设计、穿孔瓦楞板幕墙系统，再到桂湾学校通过巨型蘑菇柱挑起的知识花园所克服的结构挑战以及创新的屋面雨棚设计，每个项目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同时，都承载了一定程度的结构和构造探索。这些探索不仅是为了建筑学的追求，更在为学生创造一个激发创造力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其中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在您的想象中，校园物理空间的塑造是如何跟教育建立关系的？多样化的空间能否培育多样化的人才？

陆轶辰:

事实上，这几所学校建成后，无论是校方还是老师和学生，反馈都非常不错。建筑形式与设计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校重新思考其教学理念。例如，桂湾学校和科华学校建成后，校方主动与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们非常赞赏校园空间的丰富性，并希望借此机会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设计理念以及学校建设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毋庸置疑，多样的空间设计有助于培养多元人才。以科华学校为例，许多毕业生已进入大学深造，其中不乏被康奈尔大学建筑专业录取的学生，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学校刚建成时，有学生在走廊上拦住我，热切地讨论建筑相关的话题。这充分展现了他们对建筑的浓厚兴趣。显然，建筑空间的创新能够激发教育模式的反思，引领师生在生活与思维上发生积极的变化。

 

参展对于Link-Arc意味着什么？此类实验性的尝试与事务所关于建筑社会性的思考与实践有怎样的关联？

陆轶辰:

对于实验建筑师来说，参与展览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建筑设计本身。在当今商业主导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设计实验性建筑的机会有限，而欧洲的情况相对宽松。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每个项目都承载着极高的商业期望。这种背景下，通过商业项目来实现建筑理想的道路变得狭窄。公共建设项目也受到成本和质量等因素的限制。展览对我们来说，是建筑师在实验性探索上的重要补充。

展览中的装置是一种超越常规规范和限制的媒介。尽管时间有限，我们每年仍会精选参与一到两场富有意义的展览。例如，在2022年，我们应王子耕之邀参加了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参与的作品叫“反方向的构筑”。通过这一装置，我们对传统建筑的精确重力分布、人文理念以及构造逻辑进行了颠覆性的思考。

结果证明，这一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材料应用上，我们也进行了创新研发，发明了新的“蘑菇砖”材料，开辟了新的构造与建造可能性。

 

当前事务所的工作主要聚焦在哪些领域？在目前建筑业的整体环境下，事务所的未来是否有一个可预见的发展方向？

陆轶辰:

事务所当前的工作重心集中在文化及教育类公共建筑项目。继2024年建成的三项公建之后，我们目前正推进四至六个在建项目，涵盖了市民中心、文学艺术中心、文化艺术三馆以及体育健身中心等多种文化类的公共建筑类型。

从事务所的发展视角来看，学校项目为我们打开了参与文化项目及城市规划建设的大门，这也是我们事务所重要的战略发展方向之一。面对当前形势，我们采取双线并进的策略，一方面持续深化国内公建项目的实践，另一方面通过海外项目的经历，提升Link-Arc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近期，我们正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探讨国际合作，参与如洛杉矶灾后重建等重大项目。

在跨文化的差异中穿梭，我们不仅能够补充自身的不足，更能在两个体系中寻找最有效、最令人振奋的路径，推动Link-Arc建筑事务所不断进步，不辜负当初留学海外、创办事务所的理想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