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设计的立场与态度

“市场的高潮和低谷和我们的创作力的高潮和低谷是有一个错位关系的”

董屹：最后谈谈关于设计立场与这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就是所谓手艺与艺术的区别。因为艺术是自由的，手艺是社会附庸的。但是，设计和市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曾经有一些讨论，在高潮和低谷之间，对于我们来说总是错位，就是说市场的高潮和低谷和我们的创作力的高潮和低谷是有一个错位关系的，往往我们不知道这是滞后还是超前，市场很繁荣。我们的创造力作品的出现是相对滞后的，反而市场比较疲软。我们能作出一些东西来。这个可能是与给予的思考的时间和广度、深度有关系，市场很好的时候，大家都忙着一个活接一个活来操作。没有市场来思考。反而是市场不好的时候，原来是一个人做几个项目，现在是几个人做一个项目。这样一个讨论的方式、集体智慧的结晶反而会做出更好的东西出来，但是这些创造性的成果在下一个高潮来时，它又超前了。我们在高潮期做了一些积累，在下一个低谷期的经验积累是超前，但低谷期时间的积累对于下一个高潮期来说是超前。这样看起来每一个都像滞后，但是实际上我们这儿理解，市场和创造力之间并不是这样矛盾，它是—个超前的结果。

平刚：因为孙总和史老师都是在经营自己的公司，我们也是自己经营公司。在各自的市场应该都是各自有自己的酸甜苦辣，总有一个起起伏伏随着经济大势一个成长的过程。我说我们的公司和其他公司相差两年，所谓差两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50—60个人，应该两年前是这样的规模，我们发展的现在看起来也许是过于谨慎的，但是，这种过于谨慎是好是坏又难以判断。我们招人基本上是5：1的比例，面试非常严格。采用的策略是非常谨慎的扩张，我们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质量被稀释，在还没有建立可以复制的模式或者是被衡量的标准等等一系列制度之前，我们对这种快速扩张和稀释的状态非常担心，宁可很缓慢地去发展。发展策略和市场之间要取得平衡，这个其实是挺困难的一个事情。

孙天文：这个到最后就是看你想要什么，我过去也面临这个问题。有段时间在苏州设立一个分公司，再后来明确发现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有些项目做完以后到现场去看。完全有可能做得更好。这不是业主的问题，而是我们自身时间不够，并不是业主给的时间不够，过了几个月之后就关掉了，后来再扩张也没有超过3D个人。当时那段时间的历程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如果你想去把设计当成享受的过程。边享受边玩边赚钱边生活，这样的方式不适合做大。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一定要做大。换另外一个角度，缩小以后。每个项目不贪多，每一个尽量做到位，做好之后下一个项目费用就上来了。如果在这个行业里把产值做上去，不用在意这个项目有多大。关键还是想要什么。

史迪威：我觉得建筑师或设计师的公司管理是最大的学问。你跟客人签好了合同，东西才开始制作。但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要面临很多，包括你对设计有创意的部分要求到哪个程度了。我的经验是一个好的设计师可能不是好的管理者，因为他们两个在投入的时间观念是不一样的，管理者是看一个人的产值和多少时间完成多少任务，好的设计师的创意方案价值也是不可以比的。

董屹：我觉得史老师比较有发言权，不知道20年前的台湾是否感觉像现在的大陆的情况。如果回过头来看。因为以史为鉴。

史迪威：台湾实际上是一个小中国。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带了很多包括政府人员、教育从业者，一些艺术家到台湾。从大环境来讲。保留了蛮好的一个大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大陆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压缩。到后来经济开放的跳跃，实际上台湾也是经过这样的阶段。台湾是从战败到那个地方，慢慢开始经营。从一无所有到国外一些资讯进来，台湾早期走的是非常西化和美国化的过程。过程里面，台湾也面临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或是欧洲文化一个融合的过程。那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所谓中国建筑现代化和中国设计现代化，大家希望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戴瓜皮帽的建筑，这种现代建筑，就是觉得不太美。很奇怪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就跟香港一样，香港在某一个阶段之前都是非常丑。好像社会有一个蹲下去要跳起来的过程。跳起来之后。整个建筑突然改变了，包括对于看事情的一个观念，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带的业主都改变了，所以建筑师在业主的肩膀上做出好东西来。

董屹：那现在大陆是蹲下去还是跳起来?

史迪威：我觉得大陆在准备跳起来。因为我是在中国各地都有项目，感觉到很多设计能量。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蓄积能量要准备跳起来，但这个起来要等多久，真的要看大环境，这像一个引爆点一样。有一些连锁反应。到那个程度之后反应很快，但之前这个能量要累积到一定程度，要提炼好久才能产生一个核爆的起始点。我是很乐观在看这件事情。如果国内的教育能够更快地把责任担负起来，我觉得这对中国是很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