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十问建筑

全球化教育与在地化的建筑实践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建筑师群体天然的身份属性是否成为其事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障碍？年轻的归国建筑师如何面对当代土地政策下的中国市场……这种种错综复杂的二元矛盾关系正成为新生代建筑师难以界定又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些建筑师选择了适应和消费，而另一些人则将它们揭示出来，但最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本身的敏锐即勾勒了建筑师的生存状态。

2012年年底，北京798艺术园区超城建筑与超城空间画廊举办了“超城建筑5年展”和“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人都是建筑师”研讨会活动。在研讨会上，车飞向应邀参加研讨会的建筑师、建筑评论家、艺术家、哲学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分别提出了10个关于当前中国建筑发展的问题，并随后展开了讨论。

关于专业媒体与建筑师

车飞：到目前为止，中国建筑专业媒体从没给我带来一个物理上真正被实现的建筑项目，你怎样看待当代中国专业建筑媒体与建筑师的关系？

姚京（意大利建筑杂志《AREA域》中文版执行主编）：中国的媒体，尤其是具专业性的建筑媒体，很难有真正的独立性。目前中国的专业性媒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商业化操作的媒体公司或者广告公司下属的出版物；另一种是高校下的所谓主流媒体。这两种媒体依托于完全不同的运行模式，在商业操作模式下运作的媒体，是把出版物作为一种产品，以赚取最大利益（也就是变现）为目的进行营销；在院校背景下的媒体，以解决学术诉求为己任，部分针对需要通过出版发布平台完成学术评估的教师。这两种机制下的媒体，我认为都不存在真正的独立性，第一种媒体被商业绑架，或者说是走向潜在的文化贩卖；第二种媒体则成为一种交易的平台。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类时尚媒体通过主编的、媒体的力量可以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和对象。目前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存在的根源是什么？主要有两点，首先，我们自身的媒体没有从体制下独立出来；其次，媒体的从业人员不具备真正的专业素养，或者说是缺少在专业上进行深究的意愿，更多呈现出一种盲从的状态。我们并不能说这些已有的媒体没有为建筑师带来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和媒体本应具有的真正的学术追求或者媒体责任不同。这种责任和意识的脱离，可能往往使媒介变成广告运营部门和建筑师私下进行交易的一种方式或渠道。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我以为最大的问题是专业媒体没有从体制当中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关于建筑教育与建筑师

车飞：许多中国建筑学生都希望出国学习建筑，与此同时，困扰国外建筑师在中国实践的最大障碍是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建筑，因此你的建筑教育是培养在中国实践的建筑师还是无法理解中国实践的建筑师？

周宇舫（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虽然中国人当下的生活，从宏观上的经济发展局势和微观上的人居生活质量上来看，都快速地达到了一个特定阶段，但是综合类建筑就建造的目的性和使用的方式等方面来看，依然还处于学习、培养阶段。在这个阶段下，当国外的建筑师来到中国，必然对我们如何使用建筑、如何对待建筑等基本问题（更妄论宏观的、复杂的问题）存在理解上的障碍。

从建筑教育领域来看，近几年，在中国学习建筑的学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性与他们自身诉求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变化关系。越来越多本科毕业生在本科阶段教育完成后选择出国，而在五年前的中国，这一如此规模化的海外求学景观可能还未形成。中国学生数年前的目的性、目标性学习现在已经演变为一种经历性学习。在我们教学中，建筑教育到底是作为一种目标性学习，换句话说职业培训？还是人生经历？我以为都不重要。如果整个社会各个群体对建筑的理解能够发展到一个相对好的阶段，那建筑师们从业的前景、从业的环境将会宽松很多。今天的建筑师面对着并不专业的甲方，部分原因是甲方有可能并没有理解建筑师的行为过程和意义。如果没有社会整体对建筑业共识的提升，无论几代学生在国内或国外学习，他们日后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所以，当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去，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其中一部分人能够将更先进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建筑、生活、环境的理解传播开，这也是学生“西学东渐”的意义。而我们这一代人赶上国家发展，从国外回来作出所有努力的价值才会在其中产生——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正是建造一个好的基础。

关于建筑师身份与全球化

车飞：国际化建筑师团队，在面对每个具体实践项目时，都存在一个与当地建筑师团队的竞争关系。显然对于当地的了解，国际化建筑师团队不如本地建筑师团队，但一些人认为，恰恰正是由于国际化建筑师团队的对本地的无知，才使他们获得邀请。你是否相信存在一种全球化的建筑实践或知识？换言之，当你以国际化建筑师团队的身份在中国各地实践时，你的中国面孔是否成为一个障碍？

马晓威（北京MASSA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国际化建筑师团队是否不如本地建筑师团队？这本身值得讨论。不仅仅是国外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本身也存在地域性的差别。从另一方面看，本地人常基于天生的在地属性反而不了解，而外来者有时会故意尝试去了解。如何评价对当地的了解是复杂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外来者必然对中国不了解。一个外来建筑师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和他所参与项目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他们获得项目授权可能并不与外来者的身份有必然联系。

全球化的建筑实践已经在发生，而且会越来越广泛。中国面孔所指向的身份问题，其实是“我是谁”的问题，可简而化之为两个层面，信仰和生活层面。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英国很多艺术家在讨论身份问题，并已经有非常多的理念积累。身份问题让你更能掌握自己是谁，而全球化是让你向相反的方向走。个人的“你是谁”，不应从“群体是谁”的层面上去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面孔在实践中确实会遇到很多问题，但这可能是阶段性的。对身份的概念层面上的提问或思考，可能是目前中国社会所需要思考或探索的一个点。

关于青年建筑师的发展

车飞：在欧美，青年建筑师在事务所执业的初创期大多从事于私人住宅的设计，但是中国特殊的土地国有政策使私人建造的独宅项目属于违法建筑，而中国最大的私人建筑市场是家装。你已经开始建立工作室，那么你的中国市场是什么？

王硕（北京META工作室主持设计师）：车飞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设置了结构上的对立，这些强烈类型化的问题结构清晰，但实际上都特别疯狂，我想只有在中国会遇到车飞这样的建筑师，美国已经比较难了。当今的中国，尤其是建筑领域的同龄人，都存在着一种对自己身份定义的不明确之感。当下的社会确实有很多矛盾同时存在，制约条件繁多，但这些制约的条件被加以利用的话，可以成为多样化的资源和动力。我初回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现实跟我想象中的中国实践非常不着边。实际上，由于我最初参与的项目以大型项目和东南亚项目为主，完全接触不到中国社会的更多层面，后来我就撤了出来。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我与合伙人成立了公司。就这家公司，我们一开始规定的是七三开——用30%的核心力量来参与建筑项目，挣钱养70%的实验性的、理论性的研究或活动，但放入市场后，我们调整成了五五开。

中国市场的一个特征是社会的多样性、混杂性和个体意志的可能性，此处的意志并不局限于传统定义上的建筑师的业主。在中国，我们可以一年建成一座建筑，而对于美国人来说，私人公司的起步、积累、扩张水平基本上是已经被设定好的，在欧洲也如此。在欧美地区这些基本已经定型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都在使劲寻找、创造一些对立矛盾，再找出解决这些二元对立的方法。整个世界都正在呈现出这一趋势，在二元对立关系转化中会形成一些新的能量。中国在这方面潜力更大，中国固有的二元对立关系非常多，如果我们不试图改变，那我们一辈子都将活在这些二元关系中而始终不知。通过这些经历，我想，如何去化解这些二元对立，将其转化成一些机会，可能是开发更大的市场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或契机。

关于文化冲突

车飞：作为一个在纽约注册的建筑事务所在中国开展实践，文化冲突在所难免。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出现外国员工，就如同此前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雇佣中国员工一样。你的公司是一个外企还是一个中企？换句话说，在你的公司，是采用外国的方式管理员工，还是中国的方式管理员工？

魏娜（北京ELEV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设计师）：由于大部分建筑师都有从国外返回国内工作的经历，适应是一个问题。在美国设计公司的工作中，我形成了对建筑实践方式、操作程序的严谨的认识，这些经历非常深刻，间接形成了我对建筑实践的一些理念。回国后，我代表一家国外企业在中国管理一个庞大的中国项目。作为一个中国人站在外国公司的角度来处理中国的项目，我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很多种类的冲突。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决定自己独立执业。

我认为文化冲突并非归国建筑师们面临的唯一冲突，个人性格在其中占重要的比重，与每个人的个性和他本人的追求有关。我感触特别深的是周宇舫老师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以后是会看到的。”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困惑、问题，在坚持的过程中会遭遇挫折，但是大家回来的目的是一致的——在中国这个市场中，有很多可能性是在别的市场里不能实现的，所以只要坚持，将来还是能看得到自己的作用。

我的工作搭档是一位美国人，所以他有美国式的待人接物和生活方式的态度，我的团队协作目标是形成一种家庭感，员工要按照员工的状态共事，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