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

网络配图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是初次分配

另外，中国当前要做的就是收入分配制度要重新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应该在第一次分配，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基础进行。中国为什么要对土地进行第一次分配?四个理由：

第一，农民没产权，不确定他们的产权，没财产收入，农民当然会穷。

第二，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受雇方和雇佣方双方地位不对称，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出来打工的农民，就处在弱势地位，而雇用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改变双方的地位。在西方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靠工会组织，工会能够保障低收入者的利益。中国到现在为止，你见过工会替农民工去要被拖欠工资的吗?还得写信给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改，真正让工会发挥作用，让农民工也参加工会。

第三，个体农民或牧民卖奶制品或蔬菜水果等，是弱势，在农贸市场摆摊位、上门收购也是弱势，因为采购商和大超市才是强势，定好价而不管你要不要，这就造成收入上的不平等。在荷兰等国有农民合作社，农民一组织起来力量就很强大，用自己的车队、船队、仓库再加上自己的码头，直接运到国外去卖，哪个大城市价钱高就卖到哪里。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刚刚建立，还处在很弱的阶段，一定要走联社的道路，这样农民的谈判力就能加强。

第四，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人均教育支出农村低，城市高，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房屋好、师资力量强、设备齐全，农村呢?学校很差，这就造成一种职业世袭的体制，农民工的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升高中的录取率很低，进大学的就更少，所以大部分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将来也可能是农民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都需要改。这都是初次分配的问题。

二次分配也重要，也需要调，怎么调?主要是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比如在西方国家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一次分配不足，就靠二次分配补，一次分配后有差距，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二次分配就把差距缩小。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城乡两种户口，很多城市工人能享有的福利农民工享受不到，比如城市职工可以是公费医疗，农民工是合作医疗，合作医疗还要交钱，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距，全世界没有的，真的要改。一次分配重要，二次分配也重要，但二次分配的重点应该是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人的城镇化是当前城镇化的主要问题

城镇化过程现在正在进行中，人的城镇化是当前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升级的问题。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人要进城，就应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对城市也有好处。现在国内的大城市普遍施行积分制，在城里居住，什么条件可以加多少分，比如学历多高等等，这都是有用的，但问题很迫切。

我们在上海调查，现在与过去的情况不一样了，熟练技工和骨干工人都是农民工，进城20年，现在留不住了，上海的竞争对手是苏南、浙江的一些城市，工业在发展，急需技术工人，到上海去挖人，而且给他们当地户口，可以把孩子也带来，于是都去了。上海就着急了，技术工人跑了还有什么效率可言，所以推出积分制，要解决问题。但是光积分制是不够的，还要一个区一个区改，条件成熟就改，让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融入城市，但配套的资金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一个普通的小县城调查，一个农村户口的农民工要转为城市户口，公共成本是10万块钱，全国的平均数比这个要多。人民日报今年8月份登出来，全国平均的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公共开支13万块钱，从哪筹这么多钱?所以这就是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为了提高人的质量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双重改革经验，体制转型加上发展转型，为全世界做出了贡献，因为很多国家也正在走城镇化道路，不能只考虑到发展转型，也要考虑体制的转型。尽管他们的体制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有很多过去传统的收入也应该考虑在内，这将是一个重大的研究步骤。中国经济学家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在国外发表的文章很少，国内有大量的调查报告、论文、著作中。中国也在为世界的经济学做贡献，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能够双重转型成功，其中有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份。我先谈到这，谢谢大家。

靠卖地维持地方财政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

观众提问：现在地方政府负债非常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型城镇化的资金该怎么解决?

厉以宁：这是当年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权和事权是不对称的。中央的财权多，而很多事情是地方做，地方又没有钱。我们有一句流行话：中央请客、地方买单。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需要改。这里顺便讲一下，有一种说法，要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就行了，是不行的，小政府大市场这个提法就不准确，因为市场跟政府的关系不能用大跟小来分。在任何情况下，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数在全国人口的比重都是小的。有人说，是强市场强政府，这个“强”也不行，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用的是“有效市场，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就是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效市场，市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这就行了。政府能够做的，市场也能做，就要给市场;政府该做的就是市场做不了、做不好，比如刚讲的收入再分配，这政府就应该帮助。这样才能够摆正市场跟政府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城镇化的经费问题，就要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既然要让地方做这件事，他就应该有相应的经费。现在的分税制的比例是1994年有的，实际上就到省为止了。还有省跟下面的地级市的关系，地级市跟县的关系，都不明确，依靠什么?依靠讨价还价来定，几次谈判才定的标准，都要改掉，不规范。另外，地方应该压缩经费，中央也应该压缩经费，把钱用在更有效的地方。

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经验，我的文章中谈的比较多的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经验。因为西欧国家的城市化在19世纪末基本定型，美国在20世纪初年也定型，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城市化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起来的。它们是以城市为单位，建立城市公共建设基金。机构要怎么建呢?地方财政出一部分钱，各大金融机构出一部分钱，把架子先搭起来。架子搭起来就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利率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你来买。每个项目的钱怎么花，全部公开化，市场运作。比如这笔钱这个基金券出来，是为了建自来水一厂，那个要建第二电厂，或者建公共服务设施，所有这些都是一笔项目，买后可以转让，也可以分红，还有固定利息。而且，效果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市场化运作，除了非常必要的项目，大规模环境的治理，这些政府应该投资的就要投资，凡是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如自来水厂、电厂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建，这样就可以省掉一大笔钱。在中国，总有办法能够建，但是现在的路是不能走了。

现在有两个路走，第一个路子卖地。卖地以前采用过，的确帮地方政府解决了一些困难，但是现在怎么样?没那么多地，怎么卖，卖完后又怎么办，所以要改掉。改掉以后政府仍要花这么多钱，怎么办?向银行借债。地方债务中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到80%，都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将来又不能还，变成坏账怎么办?这是蕴藏着金融风险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办法，对于长期的债务，应该采取了断的形式，把它折扣成由中央担保的地方债债券，地方债券不是短期贷款，可以再试行。中央不要任意为地方债务兜底，因为这是不规范的。现在是跑项目，将来会是跑债务，这个应该规范化来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