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什么是北京的城市性

社区困扰

许多中国的旧城改造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逻辑—摧毁社区以建造社区。现在的邻里社区已经越来越难以形成社区精神和社区文化。在较近的未来，冷漠与自闭是否将会困扰中国的邻里社区?

从上世纪80年代，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作为居民的自治组织与市政府的基层管理机关，开始在城市的居住区中发挥重要作用。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既协助政府管理社区，同时也将社区百姓的要求向上级机关有所表达。

居委会的形成源于两种不同的传统或影响。一种是中国千年的保甲制度，另一种是源于苏联乃至西方的社区传统。居委会将这两种传统巧妙地混合在一起，既发挥了保甲制度中对城市人口简单有效的政府管理，如在“非典”期间的管控效率，也发挥了社区传统中的社区居民自组织、自管理的作用，如在“迎奥运”时期的社区活动。

居委会是公房向私房转型之间非常重要的社区机制。随着新式的封闭型的商品房小区越来越多，更多的业主委员会被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个体与市场的关系：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逐渐开始替代邻里与政府的关系：居委会—街道办事处。

今天，完全的法治社会下的社会保障系统还未成型，旧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保障也已经衰颓，居委会面对市场难有作为，业主委员会面对政府管理无以对话。居住区成员越来越倾向于从社区空间和较为广泛的邻里生活中退入私人领域。缺乏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不信任、虚无甚至暴力。

中国式住宅

北京最为常见的高层住宅小区，在书中被称为是莱特的内闭式“拉德本”花园小区与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的开放城区的混合物。甚至被理解为“坐落在奢华园林中的经济型住宅”。那么中国式住宅区是否形成?它的优势与劣势是什么?

北京最早的商品房居住小区是方庄社区，这个社区的邻里小区规划模型对今天中国的居住区规划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甚至极端一点的看法是，其塑造了中国式造城的基本形象。

方庄社区的规划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特殊状况。当时的规划师受到英国战后的花园式卫星城建设的影响，同时又不希望对计划经济时代，源于苏联的邻里居住区模型标准进行过多的突破，再加上受到当时经济条件的制约，最终形成了这个混合有多种思想的规划模型。

以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为原型的高强度集体邻里的建筑空间，与以莱特的 “拉德本”花园小区为原型的高强度集体邻里的小区外部空间组合在一起，两种欧美激进的乌托邦居住模型的强强组合，恰好适应了刚刚从计划经济的单位负责制中走出来的人们的需求。

实际上，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所倡导的高强度集体邻里，是以获得最大的外部个人自由空间为前提的，而莱特的“拉德本”花园小区所规划的高强度集体邻里的小区外部空间，是以保证绝对独立的私人生活的独宅为基础之上的。

在今天的北京，人们买一套房时，其房价中的建造成本所占可能只有价格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当经济不再是高层集体住宅的重要规划因素时，我们应该思考物理层面的高密度集体居住空间背后的集体性与集体生活的意义所在。

单极化效应

改革中的中国城市，在城市化的同时，有史以来一场最为激烈和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正在中国悄悄展开。城镇化是否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努力的试图通过在空间中减少或消灭乡村、扩大或增加城市，以此实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目标?

当前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规划致力于在空间与质量上扩大并深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未来六年的目标是：“提升城镇化质量，优化城镇化格局，提倡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活服务以及完善城市机制”。

对于北京，则具体化为发展京津冀巨型城市群。不同于资源均衡的长三角巨型城市群和产业均衡的珠三角巨型城市群，北京作为首都拥有压倒一切的集中资源与效应，因此北京城市圈的城镇化问题，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有很大的不同。

在复杂性、多样性与竞争性中获益的都市群模式，在拥有调控市场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首都模型中，面临巨大的挑战。城市化在欧美国家是作为一种城市现象被认知，今天的中国面临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城市化作为某种政治经济学的工具成为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工具。

在此背景下，北京面临着选择，京津冀一体化的巨型城市群发展，是单极化还是去单极化?是乡村中的城市还是城市间的城中村?

城乡二元未来

在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中建立的城乡二元制，保障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在第二个30年中，城乡二元制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第三个30年中，城乡二元制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城乡二元制是新中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发明。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制保障了粮食生产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在改革开放时期，城乡二元制创造了农民工的中国制造业大军。今天的新型城市化可能正在着手推动消化过去多年产能过剩和积压的消费者大军。

农民工返乡、家电下乡、新型城镇化等都在推动乡村中的空间生产，这种生产不再仅仅是粮食和劳动力，而是消费和社会化。城乡二元制下的乡村中的消费和社会化与城市中的消费和社会化有何不同?与物流更为发达的中心城市相比，乡村中的消费和社会化是否更具诗意抑或生态?

谁来主导发展

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一个新的30年拉开了帷幕，面对金融危机，中国似乎更为急切地试图寻找新的层面去继续实现现代化的使命。而这个新的层面是否就是更多地去发展空间层面的现代化?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试图首先在文化层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试图首先在社会层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1979年到2009的30年中，中国转而寻求通过经济层面的发展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新的一个30年中，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

深度的现代化发展，进而通过空间生产来实现，不仅生产空间产品如新城，同时也生产出消费关系和消费者以及整个消费社会。追求价值理性的消费社会，需要市场配置资源，需要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市的职能划分、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开发强度中，市场手段与行政命令彼此博弈。

政府主导型新城或新区开发模型是过去几十年中的主要形式。今天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危机和各种“鬼城”层出不穷，空间生产作为某种社会机制，本身也面临现代化的挑战。

世界城市雄心

当CCTV大楼、鸟巢体育场与首都新机场T3航站楼被建立起来后，元明清三朝帝都的北京试图重返世界城市，北京是否能够成为世界城市?

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新十大建筑，使得北京人获得了充分的自信以重返世界之都。

2050年是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计划时间，这项计划的制定也意味着今天的北京还不是如同纽约、东京和伦敦一样的世界城市。

要想成为世界城市，意味着许多需要完成而未完成的工作。例如GDP提高与获得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硬条件。与此同时，也需要许多软条件，如文化影响力、价值观认同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北京的市民是否做好了自身成为世界城市市民的准备，不仅需要对多样性与差异的开放，忍耐与包容，更重要的是认同并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