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不断拓展专业边界

彬蔚致正建筑工作室创始人 张斌

 

Q：工作室成立了23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你如何看待现在所在的阶段，事务所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大致来看，我们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其中一个关键节点大约是在2008年至2010年前后。在早期阶段，我们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最初几年主要参与的同济大学校内的两个项目——从建筑城规学院C楼到中法中心。我们在这一阶段是幸运的，这两个项目在业内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即使二十年过去，我依然对这两个早期项目保持高度的认同感。在以校园内的两个项目为主投身实践四五年后，我们也逐步走出校园，相继在多个区域展开工作，例如从青浦到嘉定，再到徐汇、浦东、临港、奉贤等地，随后也逐步开始涉及中心城区的一些项目。总体来看，我们的大部分项目仍集中在上海本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开始逐步拓展外地项目。

这二十年来的成长始终与上海的发展紧密相连。上海的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养分，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更广泛的话题，例如后来我为何会开始做关于上海的城市研究。这一兴趣的产生，正是源于我希望更深入地理解自己所工作和实践的这片广阔场域。之所以将2008年至2010年前后视为一个分界点，主要源于一个核心议题——当代建筑师在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环境。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确实有机会在实践的早期就参与并主导相对成熟的项目，而且能以相对高品质的设计和建造标示自己对专业和社会的理解。然而，走出校园后，在现实环境中，能够再次遇到类似各方面都契合、可以专心通过设计和建造去表达的机会变得并不确定。

在中国，建造一座房子并不困难。年轻建筑师有机会参与成熟的项目，只要有想法并获得支持，便可以迅速将其实现。然而，随之而来的困惑是：如何判断自己所建造的是一座“好房子”？建造物质空间并不困难，但让这个物质空间被社会系统有效地消化却非常困难。离开校园之后，我确实遇到过不少项目，即使是一些规模较大的项目，也常常面临着长时间的空置，或者在投入使用时需要进行改建。被改建这件事常常让我们感到无奈。在设计时，你没有与他人进行过充分的沟通，也没有机会与他人商量说“这是我为你们设计的房子”，无论是为社区设计，还是为使用者或业主设计，都没有这样的环节。你只是根据授权将房子建造出来。如果别人不接受你设定的空间，并进行改建，那也只能算是命运的安排。很多项目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挫败感，那时，我曾经历过一段比较消极的时期，觉得在中国做设计有些无聊。当然，也有某种自我清醒的部分，我也在思考出路该如何走。

08年到10年，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要去了解上海，或者说将上海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观察，想通过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去理解我所处的工作环境。当时我与庄慎、范文兵和冯路三位老师的意见交换最为频繁，于是，2012年我们最终选择了田林新村这一有代表性的工人新村作为研究对象。经过之前两年关于永康路的调研积累后，在田林新村的研究中，我们尝试将文字和图绘工具结合开展工作。

这至今已经坚持了大约十几年。我们积累了许多案例，从工人新村，到工人自建房、民国时代以来的老工房（工人宿舍），接着是老城厢，甚至还调研过一个上海近郊的小村子，也调研过90年代兴旺起来、后来慢慢失效的老商业中心——浦东八佰伴边上的新上海商业城。

这些案例涵盖了不同类型的空间，包括今年，我正好开始让研究生调研一个上海早期房地产大盘的样本——万科城市花园。总的来说，我们在研究上海充满矛盾的空间，这些矛盾是日积月累的。在这样的矛盾空间中，我们看到了人和空间是如何互动的。在这些年的调研工作中，我们积累了许多案例，研究的核心载体就是非正规现象——笼统可以违章建设为代表。正规空间无法解决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的往往是非正规空间。虽然这些非正规空间时常会被打击、整治，但一段时间后，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非正规空间又会冒出来。

这些具有自发活力的空间在维系城市的存在逻辑方面起着作用，然而它们正在成批消失。对于这种消失的抢救性调查，我并非出于怀旧的目的。我实际上是想理解上海多年来所谓“上海人”的变化概念，他们如何与城市互动。例如，以定海桥为例，我们研究了两个地区，一个是1920年代日本纱厂建的老工房，使用了100年；另一个是差不多同时期开始的工人自建区域；它们前两年在我们调研后都被拆除。我们将这两个地区100年的空间历史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在我们调研时所看到的物质遗存和现存状态中，能够清晰地找到它们的建造代际关系。

我们通过重点案例的个案、家庭史调查等方法，运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基础方法，但又与建筑物的现场物质辨识相结合，这种能力只有建筑师具备。我与年轻一代专业学生的合作，处理了上海一段非常重要的建造历史，而这段历史可能已经被抹去。我们通过这样的调查，留下一套物质证据，我感到非常满足。正是看到了那些奇奇怪怪的使用方式，也有助于我们反思，我们在实践中面对的那些有的没的任务书，不过是暂时的、阶段性的答案。当我们想要作为建筑师在社会环境中贡献一个好的物质空间时，这个物质空间不仅仅要在建造层面上做到好，还必须在使用层面上也要是（友）好的。而这些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再教育的过程。

在我开始进行这些研究时，我已经40岁了。我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研究的积累，我现在无法形成对中国空间问题的相对清晰的理解，也无法对自己工作的边界和有效性有某种清醒的认识，甚至是反思。我认为这些认识来源于我这十几年以后的工作，即职业建筑师工作和城市研究工作的双线并行。

从2015年开始，我参与了上海的一系列市民服务驿站实践，驿站有其特殊性，是伴随着一江一河、外环公园这样的大型绿色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建设所配套的一种日常微型支持设施，用以满足公共卫生间、休息、服务等功能。我们最初做的东岸望江驿是以标准化、轻型、快速建造为黄浦江两岸贯通浦东段在开放后应急补充驿站需求。快速建成之后，我们通过基于驿站保洁女工视角的视频观察做了一次简易的用后调查，发现一些当初设计中本能性的诉求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认可。例如，我们设计的廊下空间非常受欢迎，很多人喜欢坐在廊下，特别是老年人，当他们想要大声说话时，他们会选择坐到廊下。而在共享的室内休息室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基本没有人会大声喧哗。这个现象让我深感意外，说明我们的市民素质没有问题，大家自觉认同需要在这样的微型公共空间中不打扰别人、小声交谈。这样的经验很有趣。

东岸望江驿的设计建造及其用后调研我们后来设计浦江西岸、苏州河、以及外环公园的一些驿站提供了能力储备。这一系列驿站并不以“网红”吸睛效应为设计诉求，而是以如何让人不讨厌为设计目标。

当然每个项目有其不同的情况和设计线索，其中有一个特别的驿站位于武宁路桥下，设计非常简单，主要是将消极的桥下空间有效活化利用。然而，这个项目后来发生了一件极具传播力的事情：在上海疫情封城期间，两个多星期内，这个驿站成为了快递小哥的自发临时应急露营地。这一事件被报道过，电视也曾播出，并且有一些摄影师朋友记录下了照片和视频。我收集了相关资料，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建筑师只是一个被让渡了建造权力的技术官僚群体，建筑师并不能掌控所有人的生活，但是建筑师要为人们的生活、人在空间当中的存在和连接提供一个背景的支撑，这种支撑才是建筑师的成就。中国的当代建造是不需要充分的社会协商的，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的维度当中支撑了40年以来的巨量建造，但是这些巨量建造留下了很多空间创伤，这些创伤可能需要两三代人才能去消化。我40岁以后体会到了这件事情的痛苦，也促使我自己用某种行动去平衡它。

近几年以来也可以称为第三阶段，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完全清晰的时间点，我对自己的工作一直保持一种方式，让自己保持较为清醒的反思能力。反思能力无非就是不让自己过于简单地相信某些东西，而是更多地提醒自己去怀疑某些东西。建筑师在为业主负责的同时，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在合作过程中既不浪费资源，又能够顺势而为，留出一些空间出口，在职业性诉求之外留出某种可能性，或者埋下伏笔。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在面对各种工作的初始阶段，时常会考虑的。

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工作方法，那就是我可能会更加关注场地问题。经历过这么多历程之后，对于我来说，建筑就是两件事，一是环境，二是人。我认为，人的问题需要通过某种理解和想象来沟通，而环境则是实实在在可以把握的，或者说，环境中会留下一代代人在此生活的印记。场地永远存在一种力量，指引建筑师如何在长时间维度上建立关系。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强调建筑师的工作不仅仅是空间工作，但我其实一直相信，空间工作只是一个现象，它的本质是时间性工作。我们这一代人有着明显的前后差异，早期我们处于一种快速共识建造的阶段，一次性完成建设，而后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一次性建设物质生产的后果。

目前，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尤其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在时间的维度上实现“缝合”，用时间来弥合空间的问题。我们应以更有机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工作环境，而这种思考也与我多年来的调研经验密切相关。多年来，我们的研究对象始终是那些不起眼的建筑，或者说，是那些被建筑学主流所忽视的空间。这种满足感甚至远远超过了设计一座大型建筑的成就感。

而在长期的研究与实践过程中，我愈发坚定地认识到自己更关注的是建筑的“小写”化，或者说更专注于建筑如何被涂涂改改，即建筑如何能够被自由地调整、改造。当我评价自己的建筑作品时，我不再仅仅以早年个人化的完整性追求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这种设计上的完整度仍然重要，但它必须被置于一个更具平衡性的框架之中。与此同时，我更加关注如何调动用户的主动性，使建筑更加友好、易于适应现实生活，真正具备可消化性。

当我们有意识地去思考这些问题时，例如如何抓住场地的线索，我们自然也会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投射，并尝试从这一方向进行缝合。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何建筑实践在本质上更倾向于一种关于时间性的操作——尽管其最终呈现的结果是空间，但其核心工作却是关于时间的。这一思考与前述逻辑始终保持着内在的联系。

经历了这两个阶段之后，我们仍然希望在实践中保持对自身工作的价值追问。必须在狭义的职业建筑师身份之外，保持一种价值层面的反思，以探寻自身工作的真正意义。然而，这种思考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需要被消化并融入日常工作之中。而在这一过程中，单凭个人力量无法完成，它必须成为团队的某种共识。这种共识促使我们在实践中抓住不同的机会——无论是大的、小的，甚至是微小的契机——不断进行投射，使这些价值观在具体的建筑工作中逐步实现。

“我们必须在狭义的职业建筑师身份之外，保持一种价值层面的反思，以探寻自身工作的真正意义。然而，这种思考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需要被消化并融入日常工作之中。”

近两年还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即我们的工作在类型上本就具有较大的差异，各种规模的项目交错并行，小至几十平方米，大至十几二十万平方米的项目均有涉及。与此同时，我们又拓展了新的可能性，开始深度参与基础设施类项目。例如，在杨树浦六厂滨江公共空间更新项目中，我们所介入的不仅仅是景观设计，还涵盖了水利工程、建筑遗产的利用、公共空间的再造等多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

此外，我们近年来还涉及桥梁设计，包括车行桥、步行桥，以及各类交通和水利设施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基础设施在中国已成为一个较为敏感的专业议题。在增量时代，基础设施往往因其纯技术导向而受到批评，它通常是以单向目标为核心，如高架桥的建设主要服务于车辆通行，却往往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然而，进入存量更新时代后，这些单一维度的技术系统所带来的问题已无法被忽视。如果基础设施仍然仅从技术角度出发，而缺乏对环境及社会效益的考量，便极有可能对城市生态和公共空间造成伤害。

因此，如何让基础设施的效益更加多元化，使其在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也能对环境和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逐渐成为行业内的共识。这种认识的转变，使建筑师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参与显得尤为重要，也推动了更具环境效益的基础设施设计理念的形成。从个人或事务所的发展角度来看，若要概括我们在实践中的某种阶段性特征，那么2015年之后的近十年，我们作为一家规模不大的事务所，确实在面对更加多样化的实践课题，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拓展我们的专业边界。

 

Q: 您们的多篇学术发表中提到对“特定场地”的“深度回应”，在实际项目中如何挖掘现状并呈现回应呢？
我之所以会使用Specificity这个词，实际上是90年代末开始受到了让努维尔的启发。让努维尔所展现的一种观念让我深有共鸣，即建筑不应被某种固定风格所界定，而是应当在每一个项目中抓住其具体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可以理解为“具体性”，也可以理解为“特异性”，但它并不仅仅是针对场地本身，而是面向整个项目的特质，涉及如何通过设计去回应这些特质。当然，这一特质的实现，并不是仅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通过从概念到物质的操作过程加以组织和呈现。这一点当时对我而言极具启发性，我也十分认同这一方法论。

“建筑不应被某种固定风格所界定，而是应当在每一个项目中抓住其具体的特殊性。它并不仅仅是针对场地本身，而是面向整个项目的特质，涉及如何通过设计去回应这些特质。”

C楼对我而言也是以我的方式在当时回应“特殊性”或“具体性”的实践。例如，在校园内狭窄的场地条件下，如何进行空间处理？在面向师生的建筑中，如何创造一种自由交流的氛围？这一项目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不仅仅是以一般委托—被委托的关系参与设计，而是以学院成员的身份去思考和构建空间。我在设计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设想，建筑完工后，师生们将在其中如何活动、如何使用、如何交流。C楼所呈现的空间形态，与传统的教学楼截然不同。它本质上并非一座单纯的教学楼，而是由多种灵活空间构成的开放性场所。这些空间的多义性，使得建筑在得房率较低的情况下，反而展现出更大的弹性。建筑内部包含了扩展的中庭与走道、屋顶花园、下层庭院等多种空间形式，其空间结构呈现出类似“即插即用”的特点，既符合教学和交流需求，又创造了一种校园生活的都市化场景，以垂直化的空间布局体现出更高的使用密度。

在C楼的物质系统构建上，我们采用了粗犷的混凝土系统与精细的金属系统的直接碰撞，而非将其完全包裹。这种处理方式不同于常见的高精度清水混凝土，我们使用的是小木模板浇筑的容错性混凝土，使其呈现出更具手工痕迹的肌理。同时，建筑的金属与玻璃部分则相对精细，以此形成鲜明对比，并且在充分了解当年国内金属建材工业备品潜力的基础上选用大量性现成制品来搭建适宜又有辨识度的建造系统。这种设计方式在后来的讨论中被一些专业朋友总结为一种“型材思维”。在型材思维的框架下，如何创造一种真正属于当代的校园空间——一个充满流动感、使用密度不断变化，同时能够接纳城市活力的场所——成为我在C楼项目中的核心探讨。这是我作为工作室第一个项目时所进行的一次高密度实验。

从工作室实践伊始，我便将“Specificity”（具体性）作为核心抓手之一，C楼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这种方式也与我对上海城市特征的理解相契合 —— 它不是一个自足的单一建筑，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回应周边环境的空间体量。其四个立面各不相同，南面与北面截然不同，都依据特定的场地条件进行塑造，主动放弃了立面完整性的思维惯式。这正是我们对环境的一种回应态度。我从未将其设想为一个以单一逻辑自主呈现的建筑，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与环境进行更多的对话。其中当然包含了对场地特殊性的思考。而近两年之所以将“Specificity”与“Site”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要源于我们在诸多城市调研中的实践经验。

随着我们的工作类型不断拓展，场地逐渐成为我们在项目处理中一个更为可靠的抓手。这一认知的形成，也经历了多个项目的实践过程，例如舟山虾峙客运站项目。该场地位于离岛的山与海之间，不远处有小岛拱卫。该码头自1990年代起便存在，且是整个岛屿的一个突出点，海堤曾在此转折，随着近年填海工程的推进，原有的海堤折角边界逐渐消失，但我们建筑的布位恰好位于这条边界之上。后来在项目发表前，我们又仔细回溯了地图，并发现尽管我们设计的建筑位置与消失的海塘略呈夹角，但整体布局仍然是符合场地特点并揭示了隐匿的场地潜力的。若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做更细致的研究，或许能够让建筑边界与这段消失的海塘完全重合。这也提醒我们细致的场地调研与解读的重要性，因为看似沉默的场地永远能够告诉我们绵长而又清晰的时间回响。

我们的建筑设计与这一历史背景之间依然存在对话的空间。尽管在这个项目中没有完全精确地将这一思考贯彻到设计中，但它促使我意识到，在每个项目的实际操作中，我都会回溯历史，去寻找那些可能看似不起眼但通过各种文献和现场对照能够找到的线索。这对建筑师来说尤为重要，正如社会学家可以处理复杂的访谈和数据一样，社会学家却无法深入理解物质空间证据，无论是场地还是建筑细节。这些建造的痕迹，建筑师能够从中解读出深层含义。因此，如果建筑学的视角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野相结合，我相信建筑师的能力会更为强大。这里的强大并不意味着让我们可以随意进行所谓“创作”，而是指我们具备了一种从场地和建造痕迹中进行深刻反思的能力。

“做建筑设计无非就是要达到所谓的贯穿性（Penetration）和咬合性（Articulation）。贯穿性是指我的思维是否能够将各个层面的问题串联起来，从概念到建造的过程。咬合性是指我是否能够将不同层面的事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Q: 您为什么偏爱廉价工业材料？

我自己曾经喜欢的建筑师大多反映了我对当代性的理解，这种理解体现在对固定的宏大建筑形式的拒绝。随着代际的积累，这种思考影响了我在自己设计中的尝试。我天然对工业材料产生了兴趣。例如，在C楼中，我们自己调动了钢构、铝型材和玻璃等大量性产品，形成了层层叠叠的关系。到了中法中心，我大面积使用了耐候钢板，这可能是全中国第二个使用耐候钢板的项目。当年，我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外墙顾问，所有的资料都由我们自己查找，我们自己研究了使用材料的厚度。在施工开始后，我们与一家幕墙公司合作，经过攻关才完成了这一过程。再比如幕墙，我比较不喜欢单纯意义上的全幕墙思考。在中国做项目时，通常最省事的做法是用幕墙全面包裹房子，这样土建部分可以做得不那么精细，交给一个靠谱的幕墙公司来解决，外墙问题解决后，项目就可以结束了。

而难度较大的项目是什么呢？是混合系统，即既有土建直接完成的部分，又有幕墙包裹的面，二者是相互碰撞的。这使我对工业与现场的混合感产生了兴趣，也让我思考如何去讨论工业材料的某种手工感。对我来说，全幕墙包裹并没有手工感，它是数字和机器的产物。当你在一个粗糙系统上叠加一个精良系统时，其中的对话便是一种手工感，而这种手工感自然也隐含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能否用廉价的工业材料，创造出当代意义上的某种新的诗意？

对我来说，当代意义的诗意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廉价、快速异变的材料，这些材料的不定性、反射、透视、折叠等各种处理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通常与工业流水线的瓦楞板、不锈钢的反射面、玻璃的反射面、半透明的阳光板等相关，而这些材料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因此，对廉价工业材料的偏好，一方面源于我个人的某种趣味，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了我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的某种理解。

我没有特别清晰的个人形式特征，因此我也不会在工作中特别依赖形式，尤其是表面意义上的形式。我更多的是依赖一种内在的特质，尤其是在建筑方面，因为我一直认为，对我来说，做建筑设计无非就是要达到所谓的贯穿性（Penetration）和咬合性（Articulation）。贯穿性是指我的思维是否能够将各个层面的问题串联起来，从概念到建造的过程。咬合性是指我是否能够将不同层面的事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我个人，以及我们团队多年来合作的方式，我们一直坚持这样思考建筑问题。

 

Q: 在阿那亚北岸市集项目中，您将“广场”与“店铺”的空间体验比作美术馆的公区与展厅，这种体验是如何设计而成的？

阿那亚北岸市集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项目，项目本身具备了充分的自运营能力，他们自己运营食堂和超市两部分。我们在做方案调整和思路调整的过程中，同时与运营团队进行了沟通，逐步了解他们如何使用这个建筑。后来，我调整了自己的思路，想到了用聚落的方式来表达，使其成为董功设计的礼堂的配角。

专注于打造一个具有聚落感的空间。集市的概念也与聚落形成了呼应。当然，我们在其中也暗含了一个小小的野心，这个野心并非源自建筑形态，而是来源于运营。因为在这个项目之前，阿那亚的食堂和超市是分别建造的，而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将两者合并，命名为市集。虽然它并不是真正的市集，因为它是单一主体的，而非多主体的，但我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即通过自营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多主体的氛围。如果能够成功创造这种氛围，是否可以进一步探讨其自营的食堂和超市品牌的“子品牌化”的可能性呢？

这些小小的带有天窗的高耸锥顶房子作为一个个档口，每个档口的内容是与运营团队商量确定的。例如，有的是果蔬店，有的是酒水铺，有的是海鲜档，我们为每个档口配置了必要的专业厨具和设备，以确保它们符合运营标准。因此，我很快意识到，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给了运营团队一个新的可能性：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创造阿亚自己的海鲜档品牌、酒水铺品牌、面包坊品牌。在与运营团队沟通时，我们也提到过这一点，他们认同这一可能性。这种潜力的出现源于原本单一模式的食堂和超市，被我们转变为一个类似市集的布局，周围有一圈小店，中间是两个大空间，形成了一个共享的环境。这样，天然存在了服务内容“子品牌化”的可能性。

阿那亚对我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它更像是一个社群空间，我可能在这样一种命题下做出了一个本能性的回应：我讴歌了一个消费日常场景的氛围，热烈拥抱了日常的烟火气息。其实，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套用了美术馆的主题。然后将这种崇高感赋予给了日常烟火。这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将美术馆“降格”，或者说我做了一个让人在美术馆里吃饭购物的空间。

 

Q: 在目前的建筑环境您认为作为建筑师应当如何定位、如何自处？工作室的未来发展方向又是怎样的？

作为当代中国的建筑师，如果依旧以传统建筑师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行业——尽管建筑师这一职业正经历快速变革，并涌现出各种新的可能性——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对现实的反思能力。建筑师应当具备理解现实、认清现实的能力，同时明确自身的边界，清楚自身所具备的有效性以及可以运用的工具。

因此，关于自身的实践工作，需要探究其根本目的是什么？它能够产生何种作用？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思考。在当代多元化的社会中我更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回应当下的社会状况，而不仅仅是投射出一个单纯的物质结果。真正让我感到满足的，并不是单纯地建造出一座漂亮的房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对这种单纯追求视觉效果的建筑持保留态度。正是这种对“漂亮房子”的抵触，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工作价值所在。

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转型与快速变迁，时间与空间的浓缩效应尤为显著。每一代人其实都承受着各自的痛苦。所谓的“痛苦”，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社会的高速变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伴随着深刻的挑战。这种剧烈的变化不仅是对现实的冲击，更是对个体生理和心理承受力的考验。人的生命节奏被急剧压缩，思维方式被不断重塑。从这个角度来看，浓缩的时代进程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负担。它的好处在于，我们在一生之中能够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但与此同时，这种变化的幅度远超常规的历史尺度。

这一背景无法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容纳了极端剧烈变迁的现实。我曾经尝试将自己的经历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时期都伴随着不同的困惑，甚至可以说，并非单纯的不满或恐惧，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近乎创伤性的感受。在多个场合的讨论中，我都提到过：中国的建筑师应该是充满创伤感的。我无法代表他人的感受，但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一种创伤性的历程——仿佛在这场巨变中，我们并未真正为社会的修补发挥多少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除非选择不做建筑师，否则作为建筑师，所经历的必然是一种创伤感。然而，这种创伤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负面影响。对于一个从业者而言，创伤感或许是某种本质性的体验——它让人切身经历这一过程。那么，创伤感本身是否也能转化为某种成就感？对此，我并不确定。或许，在中国从事建筑实践，始终是一种在创伤感与对成就感的追寻之间不断徘徊的过程。

我认为，建筑师最重要的是始终保持清醒，避免将自己置于救世主或上帝造物主的高度。建筑师往往容易陷入一种造物的迷梦，而“Creation”一词本身就源自宗教语境，意味着上帝的创造。同样，我们今天所说的“创造”活动，实际上也是沿用了这一概念。早期现代主义时期，建筑师仍怀揣着理想，认为人的生活可以被建筑所塑造。然而，经历了多个时代的变迁，这种观念早已破产。那么，在这样的现实下，建筑师还能做什么？如果仍然坚持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我们仍然在从事这一实践，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还能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思考价值的，我也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是分享这些年我从中体会到的感受。但反过来讲，可能这些年来的创伤也是我的最大收获，同时，我也被迫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一个心理再平衡的过程，这种自我教育让我能够继续前行。如今行业的吸引力变得不再那么强，能够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的，肯定是热爱这个行业的人。幸运的是，我们的团队能够保持着某种希望，一起继续工作。尽管这种希望不一定那么强烈，但我认为希望总是存在的，否则就真的无法面对辛苦的日常工作。对于我来说，在我们的工作室内，我有责任确保大家能够继续充满信心地工作下去。

包括在有限的工作应对中，抓住一些机会，去共同努力完成一些事情，我不太会设定长远的目标，我始终坚信，只有当下是我能抓住的。其实这也符合建筑师的思考方式。你一直在做选择，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对我来说，无非就是在每次选择时保持对自己的信心，确保大方向正确，不偏离，最终能够到达目标。但是你不能等，也不能等自己完全想明白了再行动，我觉得这可能是建筑师这个行业固有的一个挑战。我并不认为这个行动一定会带来特别好的结果。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努力去行动，去面对这件事情。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拓展不同领域的工作，去触碰一些从未涉足的领域，保持面对未知问题的回应方式。而这个回应并不是依赖我个人，而是依靠我们整个团队。甚至几年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医院项目，面对这个项目时，我们从未涉足过此类工作，团队成员也没有相关经验，我们一起想办法去做，包括向许多同行请教，汲取他们的经验，在项目初期花了三个月时间编写任务书，查资料，算面积，做类似于气泡图的工作，尽管这种工作有些枯燥，但大家还是坚持做了下来。我觉得，作为建筑师，日常工作中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这些过程难以忍受，但支撑这一切向前推进的，是我们依然有一个愿景。我认为，这个愿景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成功，才能心安理得。有时，哪怕未能完成，也无需过于焦虑。我们甚至永远需要在退却的过程中前行。

我们常常说，一旦项目启动，就要设定一个防线。防线的意义在于确定一个不容逾越的最低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这个项目就不再做了。我们有时也会选择放弃，但关键是如何设定防线，并在防线之上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进展，这往往依赖于机缘，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依靠一种行动。我不会用理想主义的方式去设定自己的目标，而是用一种防守的态度来设定目标，并以此努力去完成一些事情。对我们整个团队而言，这可能也是某种底层思维。

我认为目前建筑师这一群体相对保守。我希望年轻人能够更激进一些，以更激进的视角审视专业和行业，尤其是在当下这一传统发展方式已被叫停、行业进入大调整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持以往的思考惯性已不再足够。即使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已感受到某种危机感，甚至可以说，我自己经历了十几年以上的持续危机感。这十几年来，相较于成就感，我的危机感始终更强烈。面对当下与未来，年轻建筑师如何能够明确自身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我仍然期待更多可能性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