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磊：王澍获“普奖”对中国建筑界的启示

5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以下简称“普奖”）颁奖仪式，再次使国内外业界报刊、微博的各种热议升温。对此，我们该思考：王澍教授获“普奖”，中国建筑界除了欣喜与自豪外，还应有些什么启示与反思？王澍的2012年度“普奖”，究竟让中国建筑界在世界舞台上收获了什么？对此，笔者有如下思考：

颁奖

一、王澍揽大奖，为中国建筑文化发展赢得了自信

1979年创立的美国普利兹克奖，确属“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在迄今的34届获奖者中只有第五届（1983年）的贝聿铭（1917年出生）是华裔（美籍华人），而此次的王澍是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尽管有不少学者及评论家认为，“普奖”与诺贝尔奖一样，其背后潜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战略，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建筑师还是从中受到了极大鼓舞。我们该抛开偏见与想象，大胆地承认，中国建筑师确实获得了世界建筑奖的最高荣誉，这从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建筑文化得到了世界建筑界的认可。它的文化意义恰如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召开那样，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代表国际建协发表并宣讲了《北京宣言》，它给全球建筑界的设计文化信息是：未来的世界建筑之路是《北京宣言》中所指出的方向。

由此，王澍获“普奖”至少说明，中国文化的资源建设、文化创造乃至文化复兴的理论实践，都在证实中国建筑文化的世界性，它确为我们的建筑界在世界上赢得了尊严与自信，是一个十分难得且可喜的文化进步，它对中国乃至世界建筑界的东方文化进程具有标志性意义。

二、获得肯定的同时需要思考中国现行设计体制下怎样出设计精品

王澍教授至今既没有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也没有获得国内任何等级的国家级设计奖项，他是一个极典型的“体制外”的“非主流”建筑师。他此次获奖被看作是“一炮而红”，这不仅是对中国建筑教育、建筑继续教育、中国建筑设计体制的新挑战，更向人们发问中国现行设计体制如何培养人才、做出精品？

对于这样的难题与热点，我们或许可以从普利兹克奖评委会的获奖语中得到答案：“……王澍的建筑以其强烈的文化传承感及回归传统而著称……他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议，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王澍知道如何面对建筑行业的挑战，并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的长处……2012年度普利兹克奖授予王澍，是因为其作品的杰出特性与品质，同时，也出于他始终致力于建筑的坚定与责任，那份坚定与责任出自于一种特定文化及区域的归属感。”由此我们会联想到，王澍教授的作品及设计思想，应该是直接契合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现象，他所能做到的是既保留了地域化的文化底蕴，又展现了国际化设计的趋向，其功力是建筑师的职业坚守、是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执着，是在创作中勇于打破固有章法的胆识。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指出：中国不缺优秀的建筑师，只是被“权力意识”和社会上一种片面的价值导向淹没了，很难得到承认。笔者以为，无论是普利兹克奖评委会的评语，还是程院士的点评，都说明一个高品质的作品源自持续的坚持和精细化的设计，太过于浮躁的“工厂化”复制，只能流于平庸、落于俗套；之所以有些城市新建筑寿命不到10年即被拆除，不仅是因为缺少科学的规划，还有建筑设计上的低劣。所以，为建筑师提供创作沃土及文化滋养，是产生中国杰出建筑师的必要条件。

三、王澍获“普奖”让中国建筑界收获了更多的社会关注

长期以来，中国建筑界在科技界是无地位可言的，而两院院士吴良镛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则让中国科技界认识到建筑界的科学性，因为吴院士的“人居环境科学”、“广义建筑学”等理论所阐发的博大学科内涵，使建筑学不仅关乎民生，更关乎国家空间规划、城市大生态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防灾减灾等涉及国家发展的大科学、大战略问题。

此外，中国建筑界在文化界也并不占重要地位，纵观从国家到地方的文化战略，在全国数十计城市文化及创意设计中，很少有涉及建筑师的主题及内容；而反过来，如王澍教授这样，能够从文化艺术中感悟到建筑精神的建筑师也是少之又少；建筑文化的欠公众化、文化艺术的欠建筑化，使得全民族长期缺少建筑文化的滋养。

恰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说，王澍获“普奖”，在让中国科技界收获建筑的同时，更让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收获了一份建筑文化的大礼。中国文化大发展，并非仅仅是演出团体及剧目的大繁荣，它必须包括对城市文化的提升与“再造”，它必然涉及对建筑文化地位的认可，它必然要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国家文化水准的建筑文化品牌。在这方面要让社会公众理解，一个国度的文化软实力，如果缺失了建筑文化，将是畸形和苍白的。

四、王澍获“普奖”，追问缘何要形成“主流”与“非主流”圈层

对于王澍教授因“普奖”的成功，笔者认为无须大肆渲染，更不要把“普利兹克奖”加以神化。“术业有专攻”，攀比之风不可有，更没有必要向“普奖”获得者顶礼膜拜。因为，事实上，由王澍获“普奖”这一事件可以给业内一个警示，推广到全社会也有可类比性，那就是：我们要尊重并继续倡导一种百家争鸣的精神，切不可人为设置障碍与“圈层”。

对王澍获奖的评价，中国建筑界近来已出现不同声音，尤其是来自掌握话语权的媒体与专家们。笔者想，建筑界为什么要形成“主流”与“非主流”、“职业”与“非职业”的圈子呢？王澍是位非主流建筑师，他的成功已说明了在国有大型设计企业的把控下，即使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主流建筑师，也难免在商业利益下，成为“制图工厂”的匠人，本质上已丧失了文化自信与自省。而许多国家授予的“大奖”虽权威，但它并不一定能够服众，更难说凡大师作品就一定是代表世界潮流的。

因此，一味用“主流”建筑师排斥“非主流”建筑师的做法，非但不道德，更是一种应反对的“垄断”和歧视性行为。事实上，在当今建筑界及社会文化舞台上，所谓“主流”并非就一定是永恒正确的，在塑造国家建筑文化的形象上，谁能说王澍教授没立大功呢？王澍的“普奖”让中国建筑界、科技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均收获了倡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之“百家争鸣”的话语及创作平台。

五、王澍获“普奖”，呼唤中国建筑文化要步入快车道

王澍的建筑哲学观告诫人们，在成为一名建筑师之前，他力求使自己先成为一个文人。这正如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执行主席玛莎·索恩女士所说：“建筑设计最终落脚点是关于人的实践，希望更多建筑是了解设计活动其实是文化和环境中的一个部分。”

如果从中国建筑文化普及、中国建筑文化“走出去”的视野出发，我们可以说，王澍获“普奖”，恰好说明世界已经认识到中国建筑师正推动世界建筑思潮的发展，不是王澍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的走向或许将引领世界建筑的未来。因此他们的思想道德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左右着未来世界建筑的风格与品位。

建筑是一种文化产业，并非仅仅是商业行为，建筑师首先是城市文化的创造者，这就要求建筑师在恪守职业道德时要特别站在文化理论的高度上。王澍对此也表示，能让中国建筑师获此“大奖”，比他个人取得的成就更加重要。由此我们对比出了普遍的中国建筑师缺失及不足,看到了中国建筑师应崇尚的的社会责任,而这无关业内外对王澍获奖是评价为匠心独具的“美观”，还是背离常规的“实用”。

笔者呼吁：在中国目前国民建筑文化意识淡薄的情况下，急需培育出能够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建筑师的土壤。为此建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相关学术团体，要站在维护国家尊严的高度上，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机遇，采用多种方式普及全民建筑文化，首先要培育中国建筑评论的阵地，提供建筑话语权，增强影响力；同时要纵深加强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有代表性的专业化出版；高举中国建筑文化的国际化旗帜，尽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国民建筑文化普及教育及传播规划》，在真正提高全民族建筑文化素质的基础上，提升国民的城市文化素养及建筑审美情趣，这是当代文明中国和谐发展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