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建筑师称看领导脸色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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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速度越快，遗忘速度越快。中国的建筑界想要抵御全球化，必须找到历史和“抗体”，让曾经的历史成为今天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任由建筑加快了记忆的消失

德国建筑师奥雷·舍人在选择与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合作设计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时，放弃了纽约世贸中心重建项目。他多次向外界表示：“中国人的理想更加吸引我。”

他的判断十分“精准”。西方国家给予建筑师的“舞台”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设计空间十分可观，正如一位美国前卫建筑师坦言：“如果在美国，我不可能让我的设计真的建起来，而在中国，人们开始感觉一切都是可能的。”

当代中国建筑市场似乎在向他们暗示：“给我全世界最好的，其他不是问题。”

公众越来越多关注这些舶来的“怪异建筑”，对之产生疑问：为什么它们会发生在中国?谁的趣味?

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

快速城镇化使中国的建筑规模在2012年达到27亿平方米，接近当年世界建筑规模总量的一半。当其他国家在讨论建筑设计面对的应该是单体工程问题，还是片区形态问题的时候，在中国，建筑师面对的却是一座座日夜“疯长”的城市。

“疯长”的城市会“长”成什么样?建筑无疑是最具辨识度的标志。然而，在时下的公众舆论场中，这些标志背负的“恶名”却不小，不少标志性建筑成为网民吐槽的对象。

除了闪烁着“土豪金”的地标建筑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摩天楼也让拥挤的城市更加拥挤。有一个城市拟建一幢800米高的摩天大楼，号称世界第一。不少人感到费解：这是城市环境的要求，还是实用功能的需要，还是建筑技术发展的必然?

已有建筑评论家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种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已使这样的大厦失去了本该具有的价值，而成了一个巨型商业广告。

比炫技更糟糕的情况，是建筑文化趣味问题。在内地许多城市，都能找出类似白宫、凯旋门、罗马柱廊和意大利花园那样的新建筑，同时，模仿福、禄、寿形象的天子大酒店，模仿古钱币的方圆大厦等“象形建筑”也常常出现。

近期，在美国出版的《原创性翻版——中国当代建筑中的模仿术》一书，列举了上海、广州、杭州、石家庄、济南、无锡等地一大批“山寨建筑”的实例，有学者读后称“出乎想象”、“令人震惊”，公众纷纷质疑：这些贪大、求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炉?

很难把这些账全记在建筑师头上，因为这些“创意”与一些决策者相关。许多建筑师为了做成项目，纷纷琢磨领导和开发商的喜好，看脸色做设计。“有的领导一时兴起时，都是直接画图的。”一位建筑师无奈地说，“如果出版他的图集，不比专业的设计师少。”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建筑

细查这些标志性项目，不难发现，执笔的绝大多数建筑师都非来自本土。它们耗资巨大，其背后的天价设计费也令人咋舌。

一位权威建筑专家如此解读奥雷·舍人的表白：“中国吸引他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的创作权和空间。相对而言，纽约的节约与理性，显然对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一种制约。”

面对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一些城市决策者以为，不做超高层，就矮人一头，不做“非线性”，城市就没有个性。这种风气已在许多城市盛行。一位设计专家举例说，不久前在南方某城市的一个美术馆评标会上，投标的7个方案里，4个都是扭曲的面和线，有的城市甚至放言要做“东方迪拜”。

“要么最高，要么最怪。”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前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说，“当前，一些城市对于地标的崇拜已经异化，公共建筑失去了中国气质，极尽张扬，演建筑杂技、跳建筑街舞。前一段流行拉斯维加斯赌城风、迪斯尼卡通风，现在盛行迪拜高层风、扎哈非线性风。一个中部城市的文化中心都是变形的非线性的建筑，整个地块乱作一团。”

“为什么在中国，在这个时代出现这样的建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恺认为，当下中国建筑设计领域发生的很多事情，之所以在发达国家不容易发生，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不需要这些物体来炫耀自己，因为它的实力已经被公认了;此外，它们对效率的产出有精确的判断，不会无谓地花钱，而国内有的城市在证明自己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自己的标志，所以，从上到下都希望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甚至认为我们的管理体制能够成就这些;第三，西方城市在快速发展阶段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伦敦曾建了水晶宫，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必然发生的事情。

“所以，对一些实验性非理性的建筑，个案分析仍然应当反思决策机制的缺失，但从历史和宏观角度来讲，也要看到其必然性。”崔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