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明天：让城市社会健康成长

大部分中国人至今不懂得怎么样生活在一个现代的城市里

三、当代中国城市的困境：空间鸿沟与割据意识

有人说，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近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在全世界史无前例。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就有这样的东西。文化的力量的确非常强大，快速建造、粗糙建造、忽略城市生活的细节和真谛，就是我们城市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但是经过近20年没有头脑的狂奔，我们突然发现，城市的发展已经陷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困境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城市社会没有积极建立起来，而疯狂的、掠夺式的城市开发，通过空间结构把社会矛盾变得尖锐、深刻了。

中国古代政府历来只到县一级，乡镇以下基本上是社会自治，靠有威望的士绅来调解矛盾，只有出了很严重的事情才到县里解决。因此，“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缓冲层，自古以来对维护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今天的中国，政府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中间没有“社会”。城市里很少有NGO，也没有真正的社会型组织，居委会、街道办等都由政府领导。以前，城市居民还有多年来形成的稳定的邻里关系，这好歹算是一个“准社会”的关系。但这些年的高速城市化，把这种稳定的邻里关系也全打散了。你可能在一个小区住了好几年，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城市完全变成了一个冷漠的陌生人社会。在西方国家，社区的力量很强，例如美国，有自发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民间组织，开展很多活动。而在中国，社区一般是居委会组织的，物业公司可能会给小区搞点活动，但也都是指令性和管制性的。

 城市中这种不健康的社会组织形态又通过空间组织形态给固定下来了。在现有的房地产开发制度下，小区里面只有景观，而基本上没有公共空间。没有公共空间就没有公共生活，人们就不可能通过思想的自由碰撞，结成社会组织。我们有会所，但会所是商业的地方，你无法在里面完成真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建构。而我们的整个城市开发，也明明白白地体现出了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有的开发商说自己不给穷人盖房子，鼓吹中国城市应该有富人区，实际上富人区早已存在。五万、十万一平米的房子，和一万一平米的房子能是一回事吗？北京的几环几环，就是典型的贫富分界；上海“内环是讲英语的，中环是讲普通话的，外环才是说上海话的”，也是如此。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断裂，这种断裂又通过空间固定下来，从而越来越深，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跨越这个空间的鸿沟。这就是今天城市的残酷现实。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大部分中国人至今不懂得怎么样生活在一个现代的城市里。城市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和人交往的密度比较高，从而给个人带来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因此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学会共享和分享。但我们看中国的城市，哪有什么分享意识？有的只是割据意识。比如说盖一个小区，首先就是砌一道围墙，以示“这片地就是我的了，别人不能随便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城市虽然越来越大，但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地方却越来越少，因为大部分的资源都被人一片片瓜分了。而且城市的人与人之间丧失了信任感，大家成天人挨人、人挤人，挤在一起却不沟通，都谨记着一条：“不要与陌生人说话”。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样的城市是又回到了里坊制，只不过过去的里坊是政府强行划出的，现在的里坊是我们自己乐意的，我们用门禁、用一道道墙把自己关在里头，并认为这很“安全”。这本质上还是农耕文化的遗留。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谁家地多，谁的生活就更有保障，晒谷子怕人偷，也必须用墙围起来。界标、围墙都是农耕文化里的东西。

而真正的城市文化，我们去看意大利、西班牙的中世纪古城，除了城墙外，城市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围墙，任何一条巷子都可以走过去，所以它的效率很高。而我们这种“新里坊”型的城市效率很低。为什么北京的主干道越来越宽，城市却越来越拥堵？就是因为三分之二的路都被围在了小区、单位里。要解决北京堵车的问题，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所有单位、小区的围墙都拆了，这样还有什么可堵的？而城市的围墙建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犯罪率却反而在上升，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因为这实际上是把很多人的机会剥夺掉了。

四、城市要良性发展，必须由政府进行大量公共投入

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包括整个学界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下去？房地产为主要驱动力的这条路很快就要走到头了，再不刹车，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崩盘。当然很不幸，2009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在按照这个模式走。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利益综合体，多方利益在里面纠缠，不是任何人说了算、改变得了的，而严重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空间鸿沟、缺乏共享意识等问题，也是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今天的城市已经深陷在“囚徒困境”里，谁先走出第一步，谁就可能受损，所以谁都不愿意迈出那一步。要打破这个僵局，靠老百姓的自发行动很困难，也不可能靠开发商，它必须通过政府大规模的公共投入来慢慢缓解，同时，既得利益集团也应该拿出一部分利润来反哺社会。

政府的公共投入，要用于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以空间的方式来治疗社会问题，给城市社会健康成长起来的可能。比如说建廉租房，我认为全社会60%的房子应该是廉租房，商品房占的比例如果只有30%或40%，涨到20万块钱一平米都没关系，因为那只是用来投资的，不会影响到广大市民的基本居住。也就是说，一定要把房子的居住功能与投资功能分开。这其实用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做到。而对于城市的营建，我们要有“分权”和“分区”的意识。城市应该是丰富化、多样化的存在，我们不能用自上而下的、统一的办法来营造城市，而应允许不同的城市生活理念在城市中充分表达出来，不是某个决策者灵机一动，城市的面貌就要因此改变；同时，一次性建设和规划所控制的区域应该变小，不要动辄搞几百万平米的大盘。这样，我们的城市才会有很多空间，有很多活力和魅力涌现出来。

社会的健康成长也会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因为城市的真正可持续发展，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是靠城市这块地方集约化、高效率的生产和生活创造出财富，然后让大家（包括政府）来分享。如果一个城市的社会组织非常健全，大家都乐意在这里居住，就能够产生出一些生产力。比如说城市的商业配备特别好，人们都在这里购物，营销额提高了之后，税收就会上来。包括教育、医疗等社会组织，它们成长起来以后，也会提高整个城市的价值。城市价值提升了，就有很多财富可供分享，这种情况下政府再收税，老百姓也心甘情愿。

可是我们现在的城市不是价值提高了，而是价格提高了。近来关于物业税是否应该征收引发了热议，物业税是由于房价高了，要按房价来抽税。但高房价纯粹是炒房炒起来的，它是泡沫，没有生产财富。政府已经通过卖地获得了高收益，如果还要因房价高了而收取物业税，再拿走一笔钱，道理上完全说不通。所以物业税开征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反弹，不光是有很多套房子的所谓既得利益者，也包括穷人。

未来城市要良性发展，政府必须切切实实地进行大量公共投入，让我们的城市从畸形的、被房地产裹胁的城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自主性的、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