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中国梦

集合，让我们晒晒2000年代

1、三个代表

刘家琨代表了先进文化；

马清运代表了先进生产力；

都市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三种能力

都市实践：有能力把任何听起来不好听的东西变得好看；

马清运：有能力把任何看起来不好看的东西变得好听；

刘家琨：有能力把你变得不关心好看与好听的问题。

3、三笑之后

都市实践说他们是社会活动家，马清运笑了；

马清运说自己是艺术家，刘家琨笑了；

刘家琨说自己是建筑师，都市实践笑了；

都市实践、马清运、刘家琨说他们的展览代表了2000年代的中国建筑，设计院看门的老大爷都笑了。

 

2000：城市奥德赛

张永和曾在《浮出空间》一文中把建筑师比作在社会中游泳的泳客，如果沿用这个精妙的隐喻，那么巴菲特的一句名言就顺理成章了：“只有当潮水退去之后，才知道谁没有穿游泳裤。”

十年来，中国建筑师在全世界最热闹的海域，和各个国家的游泳高手们一起扎猛子、比速度，秀花式，一时间浪花飞溅，入眼欲迷，没人关心身边的选手是不是在裸泳。十年击水，风景迭变，潮头尚未退去，三个游泳者已施施然走上岸来，让我们看清了他们的泳裤。

他们下水的地方距此有十年之遥，不回到他们游泳的起点，弄清洋流的方向，就很难理解他们为何会漂游到此地。

2000年，对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不仅因为中国经济在这一年开始全面向好，从此进入了一个势不可挡、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更重要的是在此前后，中国正式发动了“全球化”和“城市化”这两台马力强劲的超级经济引擎。继“现代化”之后，“城市化”成为新的中国梦愿景，而“城市”则成为当代中国最新树立的乌托邦图腾。

乌托邦对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必须从一百年前说起。清朝末年，中国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令本土延续数千年的经验传统遭受重创，《天演论》的普及令“进化”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迫不及待地希望中国与当时腐朽的经验世界相切割，加速“进化”过程，而乌托邦正是他们幻想中的“进化的终极”。既然“进化”是“天演之道”，那么乌托邦就是“天择”，建设乌托邦就是将中国救拔出痛苦的经验现实的捷径与必由之路。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惊天逆转，从极端崇古的经验中心型文化，突变成以幻想的乌托邦为指归的超验导向型文化。从此，一个又一个乌托邦概念被精心炮制出来，成为百年来中国人集体奋斗的目标、中国梦的范本。

所谓乌托邦，是指与延续的经验世界相对立的一个空降的超验世界。乌托邦的主要特征，一是超验性，因此无法用经验证伪；二是理性，因此要剔除情感的不确定性；三是非时间性，由于乌托邦是一种对进化未来的终极化描述，因此乌托邦是永恒的，不随时间而发生偶然的变化；四是完美性，因为乌托邦是人类智慧最完善的思维成果，因此必然也必须是完美的；五是纯净性，乌托邦是进化的最高级形式，人类集体的最终目标，因此它是单一、匀质而自洽的。

从乌托邦的基本特征，很容易推导出乌托邦运动的结果：首先，超验性特征决定了乌托邦是在幻想的基础上被“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被“建造”出来的，“设计”必然导向精英主义，乌托邦的设计权和解释权被掌握在极少数社会精英手中，极少数人通过乌托邦主宰了大多数人的命运；其次，乌托邦要求以“革命”切断传统经验世界的血脉联络；第三，乌托邦的理性特征决定了它实施的冷酷；第四，乌托邦的非时间性特征，决定了它的空间主张是瞬时的而非历时的，批量生产而非渐次成长的；第五，乌托邦的完美性要求常常导致乌托邦的设计者降低其结构的复杂度，以简化来达到完美；第六，乌托邦的纯净性特征，决定了它对于异质元素的零容忍，以残酷的斗争来消灭异己。

用乌托邦透镜返观中国近现代历史，脉络清晰可辨：1949以来，前三十年主要进行的是乌托邦的基础准备工作——尽一切可能消灭传统的经验世界对乌托邦理想的抵抗与干扰，这个工作以“破四旧”为最彻底的标志。经过文化大革命“引刀自宫”式决绝惨烈的扫荡，三千年中华经验世界几乎被摧毁殆尽，在传统经验断裂的废墟上，现代化乌托邦理想长驱直入，深入人心，成为后三十年的建设主旋律。这个现代化乌托邦的营造，前二十年以工业化为龙头，后十年以城市化为核心，城市则成为中国式乌托邦在世纪之交的崭新图腾。

2000年，当都市实践、马达思班、刘家琨这三个建筑事务所初创之时，他们所面对的，正是中国城市大规模超高速乌托邦建设的发轫时代。在这一特殊时点上，历史准备了三份乌托邦类型蓝图供中国城市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前现代的欧洲古典城市类型，这个类型的优势在于：1、重视空间秩序，营造等级差别，谨守规矩法度，深得集权文化精髓；2、强调视觉表现力，宏大、夸张、统一、和谐，传播效果显著；3、采用此模式的诸多租界城市和殖民城市已在中国生根百余年，1950年代又通过前苏联再次迂回传入，成为附着于意识形态的官方正统空间结构，不仅具有广泛的文化认同度，还具有较高的政治保险系数。

第二种选择，是西方现代城市类型。在国门乍开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欧美日的现代城市图景通过电视的强力传播，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的思想。摩天楼、立交桥、汽车道等等迅速成为现代化乌托邦的标志性象征物。

第三种选择，是超现代的全球城市类型。随着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争夺对世界未来走向的定义权的决心与日俱增。在这个背景下，对西方现代城市的简单复制已无法再满足中国崛起的文化雄心，营造超现代的未来奇观成为城市乌托邦的最新使命。

十年来，中国城市乌托邦化发展的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这三种城市类型学。我们可以从各地新建的城市广场、市政中心和高档小区，轻易地发现古典乌托邦的逻辑；各个城市争相建设的城市中心区和CBD，则是一场现代乌托邦的竞赛；而在大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科技馆等城市标志性建筑的选择上，我们可以看到奇景型乌托邦的影子若隐若现。古典型乌托邦城市的代表是大连，现代型乌托邦城市的代表是深圳和浦东，超现代乌托邦的代表是北京和鄂尔多斯。

从2000到2010这十年间，中国城市完成了一个快速乌托邦化的过程。因此，乌托邦构成了我们讨论中国当代城市与建筑问题时无法逸出也不可回避的基本语境。脱离乌托邦语境，中国当代城市和建筑，就失去了其立基之地和发展逻辑。几乎可以断言，在中国的任何一次建筑实践，都难以跳出乌托邦的时代框架，进行纯粹的建筑叙事。

 

乌托邦时代的三种叙事

1、都市实践·乌托邦格局下的空间叙事

回过头观察，都市实践选择深圳这个城市作为他们最初的落脚点是耐人寻味的。作为中国最早、也是最纯粹的现代乌托邦城市，深圳从乌托邦实践中获益最多，乌托邦传统也远远比其它城市更为深厚。十年来，随着其它城市的快速建设，深圳自八十年代以来保持了二十年之久的乌托邦光环日益黯淡，这个城市迫切需要新的建设亮点来为它的乌托邦荣耀持续抛光，都市实践的进驻恰好迎合了深圳的这一需求。

都市实践的建筑价值观无疑是乌托邦式的，他们认同一个收敛性的乌托邦理想，相信理想世界的本质是秩序的、趋向完美的，建筑师工作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建设资源的精心组织创造高品质的空间，并将其纳入和谐的乌托邦秩序之中。以他们早期的代表作品深圳规划大厦为例：丰富的空间、变化而有节制的形体、多样而自洽的材料运用、精准的细部处理、纯净而平衡的立面、东方元素点到为止的写意表现，一切都被统一在一个完美的形式整体中，文质彬彬，恰到好处。

从气质上看，都市实践的作品极少有难以理解的夸张形式，但又不流于类型学的粗制滥造。在每一个设计中，他们在建筑上的探索都是清晰而小心翼翼的，总是在一个公众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微小的迈进，在乌托邦类型的边缘做柔软的拓展。或许是平行的合伙人制的缘故，都市实践的作品没有强烈的个人印迹，表现出一种中正平和的团队取向，他们的工作代表了这个时代的集体趣味可以到达的高度。

作为勤奋的乌托邦建筑师，都市实践十年来参与了超过200个建筑项目和规划设计，这些精致的作品极大地支撑了中国城市乌托邦进程的品质。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都采用了现代主义乌托邦的空间叙事策略：建构一个超越时间性的空间叙事，其手法是尽可能抹去隐含变化、混杂、与偶然的时间叙事线索，切断建筑形式与时代元素的横向联系，也切断其与历史脉络的纵向索引，以获得纯粹、完美、恒定、独立而抽象的空间形式。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土楼公舍”，虽然空间形式比附客家土楼，但这栋建筑刻意消除了一切历史感和时间性，变成一种纯粹的空间趣味的创造，并且由于其封闭的独立性，可以被放置在任何一个城市环境中。即使在都市实践最有趣的作品之一“唐山城市展览馆”设计中，尽管面对历史建筑所蕴含的丰富的时间信息，都市实践仍然坚持其一以贯之的空间叙事策略，将之组织成统一和谐的静态乌托邦。

近年来，都市实践在作品中更多地关注了社会议题，他们的深圳城中村研究性规划设计在关注社会问题方面尤为突出。深圳城中村问题，从实质上看，是中国传统社会空间结构与现代乌托邦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之间的矛盾，都市实践调节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创造一个秩序化的空间中介，以此来达成城中村空间的“半乌托邦化”。迄今为止，都市实践最令人兴奋的作品是建在城中村边上的“大芬美术馆”，由于这个建筑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令都市实践局部打破了乌托邦空间叙事逻辑的严密性，而引入了经验现实的异质元素（大芬村地图），获得了意义的丰富性。

总体上看，都市实践的工作代表了以空间叙事为特长的正统乌托邦建筑师在这个时代可以达到的品质高度，他们的设计为中国粗制滥造的现代化乌托邦城市涂抹了几笔亮色，这些城市也由于他们的“补妆”而沾染上依稀的生动与诗意。

 

2、马达思班·全球化视野中的图像叙事

在所有的中国当代建筑师当中，马清运是对这个时代认识得最清晰也最深刻的一个。2000年前后，这个世界的发展从现代化轨道转入了全球化轨道，这意味着伴随资本的全球化分布，原本被纳入一个统一的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进化史被打碎了。文化与资本的后天结合，令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体都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宣扬自己的文化主张，而中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崛起也必然将带来文化话语权的提升。马清运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城市化进程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以及其潜在的文化可能性。据此，他迅速确定了自己可以扮演的中西方当代建筑协调人的角色，并以全球化视野来决定自己的建筑策略。

对于中国城市的乌托邦梦想，马清运或许并不认同，但却知道如何巧妙地加以利用。他洞察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于中国乌托邦城市化运动来说，最为巨大的矛盾就是：“有能量，没时间”。中国城市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乌托邦梦想快速变现，无论权力还是资本，都不可能为乌托邦城市的品质支付过多的时间成本，他们所渴望得到的，仅仅是乌托邦城市的图像。中国建筑师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这场乌托邦城市运动提供尽可能丰沛的与众不同的图像。

由此，马清运确立了自己的图像叙事策略，即放弃耗费大量时间成本的建筑品质追求，而专注于具有强大传播力的图像制造。马达思班具有空前的图像制造能力，这个能力，并不是仅指图像的创新能力，更是指图像的生产能力。对于快速建造的乌托邦来说，图像的精美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数量，是气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想象力。马深谙这个时代的图像生产之道：一是宏大，把图像超规模组织在一起；二是夸张，充分调动图像对眼球的挑逗；三是混杂，形式信息的超密度供给；四是群集，超出注意力可以集中的极限。

在设计上，马清运最擅长的，是大尺度建筑群的规划设计，尽情渲染城市的能量感为其加持。他的作品绝不追求完美，而是强调运动感，偏离最理想的平衡区域，构成强烈的冲突与张力。对比马达思班的“青浦桥梓湾商城”和“浦阳阁”与其他实验建筑师在青浦的实践作品，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前者的粗糙与速度，但由这种粗糙的速度感所带来的洋溢的建筑能量，也是别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马清运的设计中，还有一部分刻意强调中国性的作品，如玉山石柴、井宇、朱家角行政中心等。尽管在风格上迥异于马的其它作品，但在基本的建筑策略上却仍然保持一致，即放弃品质，强化图像。这些广泛运用中国传统元素的图像，进一步夯实了西方媒体眼中马清运作为当代中国建筑代言人的地位。在中国建筑师中，马的图像生产能力和话语生产能力都堪称首屈一指，独领风骚，他对媒体的大规模操控能力，也给了年轻一代的中国建筑师以全新的启示。

或许，涉猎过广而无法专注于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消减了马清运的天赋才能，令他不能将图像叙事推向极致。近年来，受到他启示的后起之秀如马岩松等人，用更为纯粹、更富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的图像制造策略，更为夸张和密集的媒体图像投放，占据了越来越多地的话语份额，在某种程度上对马清运形成了变法革新的压力。

在中国当代建筑发展史上，马清运以个人之力，独自开辟了一个图像时代。借助图像，他打通了建筑师与政府官员、大众媒体、时尚界与艺术家之间的樊篱，令建筑的能量辐射到更加深远的社会角落。对于中国建筑师地位的提升，马清运居功甚伟。

 

3、刘家琨·重建文化经验的乡愁叙事

乡愁是乌托邦的伴生物。

当传统的文化经验被全新的乌托邦猝然切断之后，乡愁便油然而生。一个全面降临的乌托邦时代，也必然是一个普遍滋生的乡愁时代。

刘家琨抓住了乡愁叙事的本质——时间。他很少有创造全新空间经验的野心，在他的作品中，最常见的就是原型空间，但却在这些空间中充分创造“徘徊”之地，鹿野苑二期的屋顶水池，无规律地铺排了长长短短的石条，茫无目的，只供徘徊，在时间的消磨中，体验生命的种种细微转折。

时间是生命的维度，乡愁叙事是时间叙事，也是生命叙事。与恒久的空间不同，时间不占据持存的形式，总是不断地流变，偶然地异转，有时候强大，有时候弱小。刘家琨的时间叙事是流动而连续的，因此漫长的坡道最为他所钟爱。从何多苓工作室、鹿野苑和时代玫瑰园的坡道使用，可以体会他的时间策略，是缓慢的，体验式的，与生命的自然流逝同步。当观者在坡道上升离地面时，仿佛也从现实世界抽离，而晋入了另一个悬浮的生命世界。刘家琨所使用的坡道都是危险地支撑或悬挑的，异常孤独，与地面之间形成一个危险关系。正是这种空间关系，隐喻了时间关系。从现实世界抽离，回到孤独的内省与回忆，对乌托邦所异化世界的再异化，是谓乡愁。

乡愁是黯淡的，刘家琨的作品同样是不光滑的，不会让人眼前一亮，甚至都不能令人赏心悦目，但就在形式的“守拙”中，却自有一种不被统一的乌托邦所同化的淡淡的生命意趣存在。刘家琨的建筑中，有他的“私心”，这种“私心”，恰和都市实践作品中的集体趣味形成一个对照。懂得的人自有会心，不懂的人一头雾水，意义感知的深度因人而异。

经验中国已经覆灭，传统中国已经死亡。在快速乌托邦化的中国，建筑师看似平常的工作，实际上正在提供有关这个国家的新的文化定义与视觉想象。如果没有刘家琨，我们在今天可能已经忘记中国建筑师其实还应该负有些许的文化使命，而被呼啸而来的现代化城市乌托邦裹挟而去。所幸有刘家琨的工作，我们正在步入的乌托邦还不至于太过贫乏与轻薄。

 

从2010出发

过去的十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造梦的十年，也是碎梦的十年。新世界尚未建成，旧世界早已砸烂。停在两个世界之间，中国建筑师还需要努力地工作。尽管正在成形的这个乌托邦的全貌，我们还无法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