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处不胜寒”到“与天试比高”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高层建筑其实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至迟在东汉的古诗中，就出现了“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的描述。也许有人会说这只不过是诗人的夸张，但是在汉代出土的陶楼之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层数不等的楼阁建筑，说明古人建造高楼的构想还是有一定的技术作为支撑的。至于后来的中国建筑为何放弃了向“上与浮云齐”的垂直方向发展而转为对“覆压三百里”的平面扩张的追求，其中的影响因素众多，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

苏轼在其传世之作《水调歌头》中，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尽管作者的寓意深远，但或许也间接地表露出当时的人们对于高楼的一种复杂心理。人们一方面承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但另一方面在高楼之上所引发的更多是离愁别绪。所谓“高处不胜寒”，固然有自然界的气候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人的心理因素。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之下，高楼要想得到持久的发展，可能会有相当的难度。

即便是在建造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当代，国人对高楼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当摩天大楼在西方已经层出不穷之际，在国人眼里它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符号而已。直到高层住宅在国内涌现之初，人们对它也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在“电梯是否会出故障”之类的质疑背后，隐藏着的还是“高处不胜寒”的担忧，也由此出现了开发商宁可盖六层小砖住宅也不愿盖高层住宅的现象。

城市扩张的速度不仅让国人被迫接受了高层建筑不断增加这一无法阻挡的事实，同时也激发起他们心中固有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豪情壮志。一旦心理障碍突破，“欲与天公试比高”就成为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渴求，高度是否第一就成为高层建筑的评判标准。于是，中国第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一的高层建筑建筑的记录总是在不断刷新。上海的金茂大厦，曾以其420.5米的高度傲视群雄，但短短几年便风光不再，“第一”的名头被相距不远的环球金融中心以492米的高度摘走。当然，方案已获通过的高度达580米的“上海中心”，也不会让环球金融中心的“第一”维持太久。

也许有人会说，争相建造高楼的动力是基于节约用地的考虑。事实上，人们在确定高楼的高度时，并不是经过精心计算而作出的抉择，而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冲动。不久前，国内媒体报道，北京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打算在不改变容积率、不增加建筑面积的前提下，将几年前设计的80米高的大楼拔高至120米，其理由就是当时80米的大楼已经很高了，但目前周围的高楼早已超过100米，如不拔高感觉很难受。一向以盈利为终极目标的开发商，居然舍得在不增加建筑面积的前提下花费巨资打造超高层建筑，其动机令人怀疑，自然会遭到业主的强烈反对。尽管此举是否能够通过规划部门的审批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建筑的高度问题上的确会折射出复杂的社会背景的万千景象。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高层建筑对于各种级别的城市来说，都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标志，尽管有的城市现有的建筑大多数都不超过四至五层。于是，在城市的视野中，高层建筑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元素，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

由于体量及高度的巨大，高层建筑既可能成为城市的标志，也可能成为城市的败笔。作为建筑师，我们无法改变国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追求，但却可以尽我们所能让每一幢高层建筑都尽可能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