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贤：新旧是个暧昧的词

Q：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你怎么表达对“新旧”这个词的感受呢？

王明贤：我觉得“新旧”可能是一个挺暧昧的词。其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都是一些求新的现代派，当时恨不能把一切传统都摧毁。那时我们在学校读书，老师讲古典主义的时候我们都躲在教室后面睡觉。后来我去做建筑杂志，也是对一切新的东西特别推崇。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开始）的当年太偏激了，又发现传统艺术、乡土艺术的保护成了中国当代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了。从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发展看，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从社会发展来看，可能不同时代都有它特殊的任务。在八十年代初，我们面临的局面是要解放思想，繁荣创作。而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城市建设步伐很快，旧的都拆了，新建设的又都是大量的丑陋的假古董，所以又反过来强调尊重传统。我觉得对于“新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旧”的东西。

Q：从艺术发展角度看，是不是新旧之间也存在着传承和转换？比如很多古老的东西恰恰在今天是最时尚的。

王明贤：是这样吧，但不应当是简单的转换，而是一些人在从某个时代提炼出的一种典型符号。比如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就是抓住了中国六十年代最具有图示性的红色和革命等鲜明标志作为创作的源泉，但他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是巧妙地揉进了商业元素，在当代艺术的视角下来重新阐释文革的东西。

Q：那是不是说人们在对新旧的审美情趣上存在着一个轮回的规律呢？

王明贤：应该不是简单的轮回，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目前国际上最活跃的中国艺术家中，像徐冰、蔡国强、王广义、黄永平这些人，恰恰是当年“八五美术运动”中最为激进的一批先锋。当年他们主张用现代主义去冲击一切保守的势力，而今天他们的作品却都和中国最本土的元素有关。比如徐冰的活字印刷，蔡国强的火药，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他们最熟悉的，蔡国强小时候的游戏“攻炮城”给他留下了心理上无法磨灭的影子，徐冰从儿时铺天盖地大字报的印象中获得了创作“天书”的灵感。但他们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古老的东西拿过来，而是通过重新整合这些资源来表达对当代艺术的思考。

Q：为什么人们对新和旧会持有一种既“喜新”又“恋旧”的复杂心态呢？

王明贤：可能和当代人多元化的价值观有关吧，过去我们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属于非黑即白的模式。而实际上不论新和旧都可以从不同层面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Q：如果我们抽象地谈论新和旧，你觉得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它们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应该是什么呢？比如是不是新使人感到兴奋、刺激？旧使人感到沧桑、安静？

王明贤：这要看具体的历史环境吧，为什么二十年前我们强烈地提倡新？因为当时整个国家新的东西太少了，新可以带给我们希望，可以振奋民族精神；但是这20年国家发展很快，整个城市有了很大改观，当我们被全新的东西包围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漂浮，缺乏安全感。因为现在的城市经过迅速的拆除和建设，我们会发现整个城市的记忆都丧失了。比如望京就是一个让人恐怖的地方，那么大片的建筑，多少年了我去那里，司机永远都会迷路。所以我觉得就当前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而言，新和旧的矛盾恐怕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了。

Q：这好像是一对老生常谈的矛盾，城市建设应该怎样兼顾新和旧？以你看，一个城市的新旧交替、共存或者平衡的出路在哪里呢？

王明贤：我倒觉得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简单到了极点。可以组织一批真正的专家在各个城市划定各自的历史保护区，划定建筑保护区，新的区域和新建筑就大胆发展。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说某个城市具体应该保留多少古建筑。关键是我们全民需要有一种观念，一种对历史的态度。比如北京的很多老建筑，我们没有把它当成历史建筑看，而是“危房”，一旦视为危房，那就只有拆除了，所以说观念的转变很重要。

Q：今年初你们发起的“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是希望能帮助树立这种观念吗？

王明贤：主要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北京的城墙都陆续被拆除了，这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大的悲剧。因为这一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了这些历史建筑，也摧毁了我们的精神，但精神还是可以重建的，城墙拆了就永远不能复原了。但是用数字化技术复原老北京的城墙、城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途径，是用当代技术手段来重建历史记忆的一个途径。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讨论过的，旧的东西带给我们的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感受，比如圆明园的废墟比一个完整的圆明园传达给我们的情绪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所以我说对历史抱有一种态度也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意境，中国人可能不能像罗马那样保存一个实体的城市，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拥有这样一种意境也很好。所以数字影像展是在虚拟的空间把新和旧进行完美结合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