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榕：延续历史 拒绝乌托邦

城市的历史是通过建筑环境传递的，震后重建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从一个完全空白的地方开始重建，没有历史，如何延续以前的记忆，包括以前的人文环境、生存习惯、生活方式？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灾后重建是政府主导的一种高度集权的抗震救急机制。在这种方式主导下，非常容易产生新的乌托邦规划，完全按国家的规范去做，在抗震方面做很好，想的非常周到。但往往忽视了别的方面的需求。城市永远不是为了抗震而存在的，他是一个有长期生命的东西，一代人死了，几代人死了，但城市还要延续下去。如何在一片空白的地区为未来常态的生活而不是非常短的抗震生活，提供一个很好的胚胎、范本与母体，这是我们要做的。

拒绝乌托邦设计

战后重建与灾后重建很像。二战后，日本没有把东京这座城市重新规划，而是保留了原来城市的机理、结构和路径，城市的丰富性得到延续。我们的城市，有的延续了几千年，却远远比不上东京那样一个只有六十年的城市的丰富性。秘诀就在于如何延续。而乌托邦规划很容易抹杀记忆与特色，它在很短时间内快速规划，它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是一样的。

常态生活而不是抗震应急生活。震后重建如果连镇一级都算，有几十个规划，这些内容非常相似，千镇一面，这里原有的特色全毁掉了，包括公建、城市记忆与常态生活的丰富性。注意，常态生活不是抗震应急的生活。灾区临时的板房，密密地排列，非常难看。在震后快速规划与建设中，很可能出现这种类似的应急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不太可取的。因为生活毕竟要长期地继续，生活的丰富程度、趣味程度、魅力程度是一定要保证的。本来灾民的生活就是一种低限的生活，水平很低，更不能简单粗暴地来对待他。

如何避免一种过度的超前性。北川、汶川等地都是四川的山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而抗震救灾，全国有大量的捐款，政府大量拨款给当地，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震后重建会做的很超前。路铺的很宽很宽，会盖起很多高楼大厦。实际当地的经济没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回归到常态以后，当地的生活、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承担这样的规划、这样的城市硬件。从政府的一贯做法来看，会投入很多钱，希望变成一个抗震救灾的胜利标志，这些都是看上去很乌托邦的东西。我们一定要问：这样的东西是不是跟当地的生活相匹配，跟当地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相匹配？

规划要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局限。政府规划习惯用一种计划分配的方式，会有很多疏忽的东西。在这样的规划框架里，如何给予它相当的弹性与宽裕度，让城市这种自发的东西生长出来？从人类城市发展的经验上看，我觉得在北川这样的地方，这么快速短期内做规划、做建设，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失去长年在时间检验下的城市魅力、吸引力和磁力。因为所有震后规划的东西都太清晰了。而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目的性不要太强。它像一大锅粥一样，需要时间来炖，很久才能出香味。新的城市就像西餐一样，没有时间来炖，这样的城市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魅力。

规划要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局限

城市像一棵树，本身一定要有根性，要扎根在土地上慢慢地自然生长，而不是外来的强行放置进去的。所以一定要避免可怕、单调、枯燥的城市后遗症。真正使用城市的是当地的居民、灾后的居民，本来他们的心灵就受到很大的创伤了，之后你给他的又是一个可怕的非人的环境，我觉得这必须注意的。因为做规划的人要满足他的英雄主义的情结，要满足他宏大叙事的情怀，城市的使用者要为他的英雄主义埋单。所以我特别不希望看到那种英雄主义的规划，宏大的轴线，大对称，大气势，宣扬一种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我希望震后重建规划尽量少点纪念碑式的东西，希望能贴近他们的生活，能够用小小的空间、很体贴的设计来安慰他们的心灵，真正能够让他们享受到城市的快乐、城市的幸福，这是我的希望。唐山模式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应急机制下的规划，全市最中心的地方就是抗震纪念碑，创痛被永远地放在那里。它是当时意识形态、认识水平下的产物，新的建设一定要避免歌功颂德式的东西，或是变成宣扬一种胜利的作用。

地震本身是很意外的一个灾祸，重要的是怎么能够让人们从这种意外打击中恢复过来，得到一个新的城市，这个新城市应该比以前要好的多，对人的关怀体贴要多得多，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拿到一个更加简单粗暴的乌托邦规划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