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孟潮“读建筑”（2、纪念碑的故事）

读了曾昭奋先生在《读书》九期上写的(西站的故事》一文，萌发了这个想法：既然“石头史书”遍地，何不漫读一二，或有同好者？

写这个题目是因为不久前读到林洙先生的《建筑师梁思成》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书中引了梁思成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致彭真市长的信，详细阐述了他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意见，该信是一篇极为精湛的设计论文，并且附有图，让人读后拍案叫绝，更理解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建筑杰作的诞生始末。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傍晚时分，毛泽东主席和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接着向全国征求到约一百八十份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类型：一、平铺在地面的方案；二、巨型雕象方案；三、高耸的碑形、塔形方案。当时用雕象还是用碑的形式成为争论中心。最后考虑要突出作为主题的碑文，决定采用我国传统的碑的形式。梁思成当时写给彭真市长信的前几段抄录如下：

彭市长：

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最近所绘人民英雄纪念碑草图三种，因我在病中，未能先做慎重讨论，就已匆匆送呈，至以为歉。现在发现那几份图缺点甚多，谨将管见补陈。

以我对于建筑工程和美学的一点认识，将它分析如下。

这次三份图样，除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处理碑的上端外，最显著的部分就是将大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门洞(见图)。

如此高大矗立的、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我认为这是万万做不得的。这是这份图最严重、最基本的缺点。(着重圆点为笔者所加)

从梁先生信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到他心急如焚的焦急状态。随后他对送上的这个图样的缺点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一、天安门和纪念碑同等重要，“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又象是重复，又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二、天安门广场“塞入长四十余米，高约七点八米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三、这个台的高度和体积使碑显得瘦小了。碑是主题，台是衬托，衬托部分过大，主题就吃亏了；四、碑台四面空无阻碍，不唯可以绕行，而且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大众在四周瞻仰。总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另外关于碑身用整石还是多块砌成也做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强调“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因此顶部很重要。”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彭真市长指示碑顶采用现在的“建筑顶”，而未用群象。一九五六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胜利完工。

读了梁先生四十五年前写的这封信令人浮想联翩。当年梁先生坚决反对的“大平台”、“大门洞”、“大大违反结构常理”的现象竟然出现在跨世纪的重点工程北京西站上，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做为一个车站最重要的是交通功能，应追求效率、速度、旅客的方便与舒适，不应把追求纪念性的雄伟、庄严摆在首位。如果是“气概非凡”但“诸多不便”，那到底是纪念什么呢？

在最近参加《装饰》杂志主办的一次建筑评论会上，我在发言中认为，以北京西客站为代表，我们的建筑艺术追求进入了十个“误区”：一、过分地追求“纪念性”；二、把“巨大”误当作“伟大”；三、把“时代风格”误为“古代建筑艺术形式”；四、把建筑个体好当成环境好；五、把建筑评论当成只听建筑专家的意见；六、把“片面深刻的意见”当成“否定一切”来反对；七、把批评建筑等同于批评单位和个人；八、把施工质量、管理水平误同于设计质量；九、把建筑师、领导者、建设者、艺术家需求等同于一般使用者需求；十、乱加装饰、乱用高级装饰材料和新潮的建筑艺术符号、标签。

纪念碑、纪念性建筑是建筑艺术中的诗篇，是建筑创作中的尖端精品，创作的难度是很大的。非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及特有的创作激情是很难设计成功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只收入了三项纪念性建筑——南京中山陵、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便是明证。我认为，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无懈可击的完美，因此才写下这篇纪念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