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中华古都》

古都大同（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年来，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研究的论述已不在少数，但将焦点集中在宫城与都城、地方城市制度、古代城市的工程技术三方面的著作，迄今为止只有东南大学郭湖生教授于1997年出版的《中华古都》（台湾空间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郭湖生教授，河南孟津人，1931年4月28日生于浙江湖州。195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分配至山东大学（后改青岛工学院）土木系任助教。1956年迁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1957年蒙刘敦桢教授之召，以高教部调令入南京工学院，任其研究助手。刘敦桢教授去世以后，郭湖生教授执秉业师之道，继续发展建筑历史理论的研究工作，获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始，郭湖生教授勤力于城市史研究，其主要见解均汇聚于《中华古都》一书之中。

《中华古都》一书虽然由历代都城和城市史专题及研究这两大部分组成，但却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对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总体把握，包括主要讨论与宫城和皇城有关的问题的“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台城考”及“历代都城”等，还有总结地方城市制度的“子城制度”；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通过对十大中国古都进行的逐个点评而为我们勾画出中国历代都城发展演变的清晰轨迹；而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则是以“中国古代城市水工设施概述”的方式对古代城市的工程技术领域所作的专项探讨。

一、对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总体把握

正如郭湖生教授在该书前言中所述：“曾经做为封建都城的城市，无疑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它们有各自的特色和丰富的建城经验，值得认真地去研究、理解和发扬。都城不同于一般城市，有其特殊的性质和要求，规模也较为庞大。……在功能上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综合性的统一体。”

对于历朝历代的都城来说，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不能以一种全局性的眼光去进行审视，就很容易陷入“瞎子摸象”的误区。在该书第拾壹章“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史的谈话”中，郭湖生教授为我们建构起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总体框架。

1. 正确认识《考工记》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与形象上的影响及意义

正如王绰博士所说，几乎每篇关于中国城市的论著都引用《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这一段文字。究竟它对研究古代都城规划与形象上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及意义（其规范性、指导性和限制性、迷惘性等等）呢？郭湖生教授对这个一直未能得到解答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郭湖生教授指出：“迷信《考工记》为中国古代都城奠立了模式，就使中国古都的研究陷入误区，停滞不前。《考工记》对中国都城的影响，确是有一些，但绝非历代遵从，千古一贯。其作用是有限的。”郭先生的这一观点，并不是主观臆想，而是以客观现实为依据得出的真知灼见。郭湖生教授回顾了历代都城的建造情况，注意到《考工记》成为《周礼》的一部分而受到尊崇是汉武帝以后的事，现存春秋战国遗留的城址虽多，但与《考工记》相合的没有一处。而汉长安是在秦代离宫长乐宫和汉初建造的未央宫的基础上就事论事在惠帝时建成的，没有完整的计划，谈不上《考工记》的影响。西汉王莽当政时，虽然样样模仿《周礼》，但只有十几年就灭亡了。东汉洛阳并不是《考工记》制度。自曹魏邺城而后，几个都城都是邺城体系，而非《考工记》制度。邺城体系一直影响到隋大兴城，也就是唐长安。只不过大兴城的旁三门、左祖右社倒是合于《考工记》的，不妨说是折衷的。到了五代、北宋的东京，采取的是当时常用的子城─罗城制度，《考工记》根本没有。南宋的临安，同样也谈不上《考工记》营国之制。最为切近《考工记》的，要算是元大都。元代显然是在儒学正统思想影响下采取了《考工记》布局，其后明清北京，是在元大都基础上改建的。于是主张《考工记》原则为主流的人常用北京为例，用反溯的办法证明《考工记》千古一系。

在重温历史的基础之上，郭湖生教授发现：“中国古代都城布局方式是在一定时期具体条件下，依据以往经验，有因有革，不断变化前进的。”有的布局模式原是一时权宜之计，为后世转相因袭，成为定制，而不是《考工记》有了先验的规定后才有的。因此，郭湖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经验是逐代积累，许多措施形制因时因地变异，绝不是由一个先验的模式所规定。古人是很讲求实际的。都城的规制的根本要求，主要就是君权至高无上的政权统治的需要为原则。许多功能和形制的发展变化，用《考工记》是解释不了的，强之为解，终究是削足适履，不得要领。”

2. 对城市研究的创见和心得

郭湖生教授的第一个心得是：古代城市要从经济、交通分析。

在铁路开通之前，水运常是都城择址的性定性因素。作为首都，必须从全国调集粮食及生活物资供应日常所需。自西汉以后，历代首都均有漕渠建设。或择址临近航运的河流，或人工开挖与天然河道相结合，对运粮和商业都有利。古代都城如无水运，耗费极大，将力不胜任，使国力贫弱。其次是水资源，除了航运，水也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古代都城在重视水资源的利用方面，有水平很高的水工设施，也有丰富的经验，需要加以总结。

将唐宋的州军级地方城市构成的方式命名为子城制度，是郭湖生先生的第二个心得。

子城制度，也可称为“子城──罗城”制度，即统治机构的衙署、邸宅、仓储寅宾与游息、甲仗、监狱等部分均集中于城垣围绕的子城（内城）内，其外更环建范围宽阔的罗城（外城）以容纳居民坊市以及庙宇、学校等公共部分。控制全城作息生活节奏的报时中心──鼓角楼，即为子城门楼。这种方式及其变体曾是自两晋以后起本世纪初中国州府城市形制的基本模式。

尽管在汉代及其以前是否有子城和罗城这样的城市形制目前还不清楚，但这两个名称至迟在晋、南北朝史料中就已经出现了。至唐代则州军治所设子城，已为常规。郭先生指出：“唐宋州军子城虽已不存，因其重要性而为治史者所必知：子城聚一州之精华，军资、甲仗、钱帛、粮食、图书文献档案，皆蓄于此。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子城鼓角楼司城市生活行止之节；建筑壮丽，为全城观瞻所系。往昔学者未尝措意及此，深用为憾”。与此同时，郭湖生教授也认为，子城制度对其后的元明清县级城市的影响是明显的，但也有不同，还需继续研究。

而郭先生的第三个心得，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心得，就是研究了宫城和都城的关系。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及“台城考”这两篇文章中。郭先生注意到：“中国自古是中央集权的政体，而且朝皇权高于一切发展。中国古代的宫室制度密切联系于这一发展，几经变迁。隋唐以后比较清晰，而隋唐以前迄今没有认真清理。许多流行看法（例如说周礼之制一脉相承，贯穿始终），似是而非。实有必要重加研究”。

基于这一观点，郭湖生教授从大量的史料中，梳理出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骈列制”的大致脉络。所谓“骈列制”，就是宫城内有两条平行并列的轴线，宫城的两座宫门分别对应着两座主要建筑。这种体制与后世习惯见到在宫城中央辟门而主要建筑皆沿中央轴线前后相贯左右对称布置的制度（自隋大兴宫以迄明清故宫基本如此）大相径庭。在分析采用骈列制的台城布局的基础上，郭先生对骈列制产生和消亡的始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郭先生指出，称为骈列制的特点是礼仪性的大朝廷殿一组与处理政务的议事处及枢要部门一组而这在宫内的平行并列。以此为准，则第一个骈列制应是曹魏邺都宫殿。西晋洛阳宫和东晋建康宫的形制原则一致，均采取了骈列制。而骈列制既是以尚书台作为中央政府的宫内机构而产生，其消亡的根本原因，也正在尚书台的“见外”和威权日替。随着尚书由宫内机构变成与卿、监同列的宫外机构，骈列制也随之终止。这一过程由北齐邺南宫开始而为隋唐所采纳固定下来。

针对学术界关于“日本的宫城实际上是唐长安中宫城与皇城的结合体”的观点，郭湖生教授结合对日本平城京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平城宫最早的布局是典型的骈列制，除了宫城正门朱雀与唐长安皇城正门名称一样之外，找不出其他与唐代宫室制度有任何共同之处。郭湖生教授认为，要分析平城宫的制度，应该从日本当时自身的社会进程和制度特点为出发点。不能因为遣隋使和大化革新都是隋唐时期的事件就认为日本主要借鉴的是中国隋唐制度，而较为忽略乃至完全忽视这之前日本和中国的长时期文化联系和影响，这样得到的认识将有所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