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文·霍尔：中国到处有失败建筑

斯蒂文·霍尔

“我不喜欢广州大剧院。我认为它的内部很好，但外表不好。”坐在自己位于纽约的办公室，斯蒂文·霍尔说。

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他2001年就到中国发展，至今已经15年。在此期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国人对现代地标式建筑如饥似渴，一批国外大牌建筑师的作品纷纷在各地涌现。但它们中的许多随即引发了巨大争议：保罗·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被质疑破坏文脉，库哈斯的CCTV大楼受到清华教授严厉批评，扎哈•哈迪德则一度忙着解释广州歌剧院的工程纰漏……

相比之下，斯蒂文•霍尔算得上一路顺风顺水。在中国，他已经完成了四个超级项目：南京四方美术馆、北京当代万国城、深圳万科总部卧式摩天大楼和成都来福士广场。它们的口碑都不错。“地标性建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为了成为引人注目的地标，一栋现代的功能性建筑要增添一些奇奇怪怪的、与功能无关的东西。这实在毫无意义。”对于中国的地标热，他这样表示。

在接受采访时，斯蒂文•霍尔畅谈了15年来在中国发展的经验，也提出了对中国建筑发展趋势的质疑。以下为采访内容。

在中国，人们都愿意接受新事物

Q：2001年，你第一次到中国，距今已有15年了。作为一个外国建筑师，如何更好地去理解中国?

斯蒂文·霍尔：我在中国一直有当地合伙人。我和李虎合作多年，和工程师肖博士也是。我们可以从亚洲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所以我们的项目会如此成功。我还研究过风水，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我觉得风水非常符合生活逻辑，你也可以从我们的建筑中看到这点。

Q：这15年来，中国处于急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你看来，中国建筑应该汲取哪些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教训?

斯蒂文·霍尔：我在北京看到人们在郊区非常密集地建房子，它们看起来像美国式的住宅区。这破坏了景观，也破坏了生态，我觉得它们完全不适合中国。环保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不幸的是，人们没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现在城里的车太多了，造成污染和交通堵塞。最好的是建设一个可以同时居住、工作、休闲的地方，这就不需要过度依赖汽车。在纽约，我每天都从我位于格林威治村的家走路到公司上班。对我而言，“城市空间”不仅意味着盖一栋接一栋的房子。

Q：当你在中国对综合型建筑和新型城市模式进行探索时，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斯蒂文·霍尔：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中国，人们都愿意接受新事物。在深圳建卧式摩天大楼(注：深圳万科新总部)时，我建议将整个地面建成热带公园，对民众开放。酒店和商店则在离地面约20米高的楼上，或者呈悬浮状。

我欣慰的是客户思想开放，深圳住房和建设局允许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这栋风格激进的建筑。它很受欢迎，许多人来参观。这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因为人们相信事物的种种可能性。

Q：有遗憾吗?

斯蒂文·霍尔：我写了一本叫《城市的希望：斯蒂文·霍尔的中国制造》的书，书里有我在中国的所有故事。我们做了22个方案，只完成了4个。

所以如果说到遗憾，我的遗憾是，那些邀请我们提出设计方案的人，最后没有让我们实施。

好东西总是得花时间

Q：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是你在中国项目的起点。它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它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占据什么位置?

斯蒂文·霍尔：在四方美术馆，我们努力营造出一种非常特别的中国风，让它既形成与“中国”的深层联系，又尽可能现代。我想到了古代中国的水墨卷轴——它们不使用西方式的焦点透视，视线是平行的，没有消失点。

因为这个，我的第一张水彩设计图是黑白的。我从这两个概念开始掘进，让建筑成为某种实验的空间。在地面部分，我尝试着把竹子与钢筋混凝土结合，让竹子为墙面提供线条。而你沿着美术馆往上走，就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南京城。没错，我有许多概念都是从四方美术馆发展出来的。

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对外而言非常重要。我认为它充满了哲理。我从古代中国汲取灵感，然后将其转变为非常现代的建筑。当时我精力充沛，十分勤奋，客户也十分开明。

有趣的是，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方案，也是耗时最久的，一直到2012年才完成。好东西总是得花时间。

Q：北京当代MoMA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又处于什么位置?你的建筑灵感大多来自一本书、一段音乐、一幅画作。在北京东直门的那样一个位置，怎么想到以马蒂斯的画《舞蹈》为灵感来做设计?

斯蒂文·霍尔：选择马蒂斯是客户的意思。我想连接8座大楼，在一个地方把工作、生活和文化空间融合起来。

我对客户解释这个概念，但他们不是很清楚。后来有一次他们来纽约，我有作品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就带他们去看。马蒂斯的《舞蹈》恰好挂在MoMA的楼梯口。这是很大的一幅画，我脱口而出：“这幅画就像我为你们做的设计一样。”他们立刻变得很兴奋，决定让《舞蹈》成为建筑的象征。

这是在我完成设计之后才发生的事。他们能从现代艺术中理解我的设计，很棒。

Q：当代MoMA的工程预算大大超支，但被接受了。这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属于中国的“意外之喜”吗——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斯蒂文·霍尔：如果考虑到利润是成本的8倍，你怎么能说它大大超支呢?这是非常成功的投资。

一开始，客户只要求我做简单的隔间设计，但我要求给我两个月，完成一个理想的设计。我加了桥、电影院、学校、循环水池。收到新设计后，客户沉默了大概一个星期，然后发邮件给我：“你的项目大大超出我们的预算，但是我们决定提高预算，所以不要删除任何东西。”对我而言，这是个很大的惊喜。

我想，当时大家都在准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每个人都对走上世界舞台很兴奋，都愿意大笔投资。

Q：在你看来，到目前为止，你在中国最有意义的建筑是哪个?

斯蒂文·霍尔：每个都意义非凡。北京MoMA有地热井、循环水系统和公共空间，是可持续性建筑的好榜样。深圳的卧式摩天大楼同样重要，它将一栋巨大的建筑挑高，为地面造了一个热带公园。成都的来福士广场是所有项目中最大的，有400万平方英尺，相当于4条街，开幕时吸引了15万人。最后是南京的四方美术馆，它是最小的，但对我而言，它的重要性在于精神——它让我与古代中国更加接近。

Q：2015年底的新闻称，你在深圳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建筑设计已获LEED白金评级。新闻还称，地方官员似乎倾向于不同选择。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斯蒂文·霍尔：没错。我凑巧知道所有评委都非常喜欢我们的设计。我们得到了大部分赞成票，参加了每一次会议，我们的设计胜出了，但是很奇怪，到政府层面时，中标的却是另一个事务所。

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到了深圳，将项目解释给官员听，他们只给他15分钟时间。我很惊讶，因为我们的设计比别人好很多，尤其是在对公共空间的处理方面。我写了一封信给深圳市长，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但到现在还没有答复。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遇到这样的事。过去我在莫斯科遇到过类似情况——或许在莫斯科你比较不会惊讶。那是莫斯科金岛项目(Golden Island)的竞标。每个人都赞同我们的设计，但最后得奖的是一个非常单调的设计。

我不难过，我必须继续往前走，不回头。我们在深圳已经有了很精彩的案例，我们也很希望为城市提供拥有优美公共空间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但没中标，你有什么办法?

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失败的作品

Q：有人说，当代中国是世界建筑的试验场。在你看来，在这个试验场制造的成品中，哪些是比较成功的?哪些是比较失败的?

斯蒂文·霍尔：我觉得比较成功的是我设计的那4栋建筑。我认为扎哈·哈迪德在北京设计的银河Soho(Galaxy Soho)也很成功。我在它竣工前进去过。她“疯狂”的设计创造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我觉得是成功的。但它竣工后我没去看过。据说很多人认为这个设计是失败的。

我不认为扎哈·哈迪德的所有项目都成功。我不喜欢广州大剧院。我认为它的内部很好，但外表不好。扎哈·哈迪德也同意我的看法，这是由于工程过于简陋，随便拼凑在一起，粗制滥造，没注意细节。

我不喜欢老谈负面，但我认为，地标性建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为了成为引人注目的地标，一栋现代的功能性建筑要增添一些奇奇怪怪的、与功能无关的东西。这实在毫无意义。

我可以说，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失败的作品，上海有，其他地方也有。建筑本身必须有意义，而不是只玩摩天大楼的外表游戏。必须考虑许多因素，比如都市生活和空间。

Q：你曾经说，希望达到文化与商业的平衡、新与旧的平衡。在中国要实现这一点，难吗?

斯蒂文·霍尔：平衡非常重要，但很难实现。我觉得我们在中国达成了，不论是文化的，还是经济的。因为在中国，人们接受现代建筑的美学，我不难说服谁。而在伦敦，连建一个小小的马吉医疗中心都困难重重。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过这类疑问。

Q：你认为目前中国的城市对“现代化”的想象存在什么误区?

斯蒂文·霍尔：在中国，很缺乏对都市空间的营造，尤其是今天投资超过10亿元的大项目。营造良好的都市空间取决于房地产商，但他们对营造公共空间、提供此类住宅的投入非常匮乏。而对未来而言，这非常重要。

有人批评说中国盖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太多了，我不同意。为市民提供好的建筑、好的公共空间，为未来做规划，每个人都可以受益。如果你建造了一座伟大的美术馆，好的展览就会从中自然产生。

Q：你和国外建筑师讨论过中国经验吗?有何共鸣?

斯蒂文·霍尔：有时候会讨论。我总是很幸运，但不是所有的建筑师都像我这么幸运，可能这是机缘吧。

我的好朋友沃尔特·德玛丽亚(注：美国艺术家)说过，你必须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有正确的想法。有正确的想法，在错误的地方也行不通。这三点必须连成一条线。对我而言，它发生了，所以我可以在中国完成这4栋建筑。

我不确定在今天，这三点是否还连成一条线。许多建筑师试图打开中国市场，他们可能没有好客户，或者来得太迟。或许这三点在未来还会连成一条线，谁知道呢?

Q：未来你在中国还将有什么项目?

斯蒂文·霍尔：我们刚刚打败库哈斯和扎哈·哈迪德，赢得了青岛博物馆的竞标。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