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声远：用建筑塑造和改良社区生态

台湾建筑师 黄声远

黄声远以耶鲁大学建筑硕士和台北人身份自1993年"插队"宜兰，设计涉及建筑、规划、环境、装置、社区，其积极参与的透过公共工程进行地貌及环境改造，并配合区域行销而成功的推动地方发展的操作模式，被称为"宜兰模式"。例如他设计的宜兰县社会福利馆是具有多重复合功能的区域服务公共建筑，深埋于"普通"速生城区而遥对宜兰河。福利馆六层且体量巨大，然经过横向细挑板的细化和其间红砖、金属空间的碎化，弱化为丰富、亲和、富于设计质量的"社会建筑"。

另外一个真的社会

宜兰火车站周边是“田中央”的一个将近35年的计划。从正门出站，左手边是一条保留了日据时代建筑的长廊，长廊尽头是以几米的漫画和卡通雕塑为主题的几米广场，全是公共空间，尚没有商业进驻;靠右边是由火车站旧仓库改建的文创街，第一间铺头是书店兼咖啡吧“旧书柜”，外观保留了仓库斑驳的旧貌;对面是绿色钢架结构的“丢丢噹森林”，钢铁“森林”圈住了下面真正的老树、休闲空地和运动场，作家黄春明的白果树咖啡屋也在那里，建筑本身是“旧米谷检查所宜兰出张所”。火车站附近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往往被商铺占据，但是黄声远希望保证这一区域的公共性，大家一出站，就能感受到宜兰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慢生活气息。

除了被明确写在“田中央”履历里的“丢丢噹森林”，前面提到的几位其实也参与了几米广场和火车站旧仓库的改造。黄声远和几米是多年好友，几米对建筑也很感兴趣：“因为几米广场是老建筑，几米的画附着在上面的时候，反而有种说不出的真实感。”之所以没有声张，一方面是因为火车站项目还处于未完成状态，“会弄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另一方面：“我最近知道，大家都没发现是我做的时候，‘议会’的反对声音就比较小，‘议员’都赞不绝口，如果先知道是我做的，可能有一半就……我等到做完才讲，就来不及回头了。”20年来，在与当地政府周旋方面，黄声远着实积累了不少经验。

Q：最近“乡村建设”这个话题在大陆挺火的，所以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些“台湾经验”。

黄声远：已经很火了吗?太好了。我一直觉得乡村和都市还蛮难定义的。我其实没有觉得故意要谈乡村和城市，这种辩证可能本身制造了问题。我是台北市长大的，后来出国了，父母住在温哥华，叫我回台湾看着老家。有一个同学，我大学时候就很喜欢他，希望自己的小孩也长成那样的个性。他不是城市里长大的，城市里的人比较系统化，比较有礼貌，会察言观色，但是他很直爽，我们平常讲一些常识，其实都不见得对，他会讲到更有吸引力的更本质的部分。

Q：那么你选择定居宜兰是因为想住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还是刚好有项目可做?

黄声远：当时宜兰中山公园那里要盖宜兰演艺厅，在讨论到底要做几面舞台，我那时候 31 岁，刚从国外回来，开会的时候随便乱讲话，领导就注意到了，然后就有了项目的邀约。

Q：现在的宜兰和你刚来的时候相比，变化大吗?

黄声远：因为住在这里，不太记得了。别人都说多了很多小房子，这一点我们自己也有原罪。可是住在这里实在太愉快了，无法抗拒。国民党怕大地主，“土改”之后全是小农，小农就不能不让后代在这里耕作啊。传统的乡村是不自由的，四点得煮饭，还不能搞同性恋，现在的乡村可能比城市还要好，因为有自主性，能够自给自足，城市里你只要断水断电，人很快就投降了。宜兰是富庶的村子，那些在台北当总经理的，周末也都喜欢回来，一样在田里做事。这里的年轻人回乡，是想走自己的路。

Q：火车站出来的“丢丢噹森林”，为什么要在已经有树和空地的地方架这样一排钢架?

黄声远：我的想法是，建筑师永远不是主角，我们是主角的时候就糟糕了，那做的东西肯定是很贵的，用了大量社会资源，应该是要批评的。但是这个森林没有办法，是保证公共性的策略。

如果这些铁树的骨架不够贵的话，以各种团体的能力，要改变原先的市政计划轻而易举。信不信?他们一定会把商场摆在这里。为了把权力从商业手里抢过来，这个广场一定要用一定的构造去占据，所以我们先把很贵的东西做进去，把文化设施包在下面，老树也会被留下来。这样就没人敢拆了，拆的话很多人会说你滥用公共资源。

Q：不过你们也要和民众沟通，确保他们的支持吧?

黄声远：每个项目都要和民众沟通，其实也不是沟通，他们才是老板。在小地方住，人脸都熟的，如果你要弄个什么，通常附近的人都会听说，他们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熟人，来告诉你他们的想法。我是不赞成开会的，开会都是搞政治而已，比谁的意见重要，我们想要知道隐藏的和有创意的意见。所以事务所在地性特别强，我们不是为了某个项目才做个统计，那个没有用，私下聊天才有用，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项目可以撑那么久，政府换了还在，政客也知道的，民意在那里，他最多骂骂你，骂过头了他就倒霉了。有另外一个真的社会。

没有机制的事务所和全面透明的生活

从宜兰市中心打车到“田中央”所在的建业路428号，大约10分钟。事务所在外观上与周围的农民小楼毫无二致，必须走近看门牌才能知道是哪一栋。按了门铃之后，里面走出一个衣着随便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是此前通过电话和邮件的谢郭耀。来采访之前，记者打过事务所的座机好几次，每次接电话的都是不同的人，而且都会问是哪里找。他们提供的邮箱地址，也并不是某个负责接待的同事的邮箱，而是整个事务所的公用邮箱。

黄声远是台北人，分别在东海大学和耶鲁大学拿到建筑学学士和硕士文凭，1994年起定居宜兰。起初，为了推进项目，他在研究地方治理上花了不少时间，“也是在那里学视野，否则我也不知道原来台湾的水库、河海工程和矿场是这么搞的，就像再念研究所”。不过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了，事务所有人管工务、有人管法律事务、有人管财务，他就回到本业，更多在设计方面给意见。

Q：你的事务所一共有多少人?

黄声远：我搞不清楚，要问他们。可能不到30人。曾经有35到40人，有点太多了，我觉得15到25是个不错的数量。但也没办法太挑，因为人是要慢慢养成的。现在人数还蛮稳定，这些人进进出出我也分不清楚，有合伙人在这里项目做了一半，拿到美国的Offer就去深造了，之后要回来也可以回来。

Q：机制上比较灵活?

黄声远：没有机制。事务所10年以上的人超过一半，我们已经比较像亲戚了，我对他们很客气，就算里面有一半是我教过的学生，我也忘记曾经教过他们了。因为很快发现他们的能力比我强，能把事情搞定。给意见其实不重要，动手很重要，事情确实是他们做掉的，如果你要很凶，那你就自己做啊，我不想过这种日子。我连把东西收拾好都不行，只是有人脉可以让事情发生，所以很需要另外个性的人把事情真的做到，那才算数。我真的很幸运有他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