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森：小即是大

何志森：都市非正规实验室的创始人；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博士候选人

LAF：您去过纽约的中央公园吗？

何志森（以下简称何）：去过。我2005年去美国游学之前，我的美国朋友列出了游客必去十大景点，其中就有中央公园。我第一次参观中央公园，那是一次自由释放与震撼的体验。从一个外来者的角度看，那里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行色匆匆的游客，他们总是专注于拍照片。我认为中央公园作为城市景观的标志，扮演了更具象征性的角色。

LAF：中央公园有哪些局限之处？

何：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公共空间领域出台 了各式各样的规则和规定。在我参观中央公园 的前一天，酒店的前台接待员让我查阅了公园 的规定。现在对于如中央公园之类的公共空间 管控得越来越严，其中许多地方都配有一套固定项目和指定流通模式。许多公共空间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并要求他们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模式。

LAF：听起来这类公共空间已经变得限定过严，而游客的体验不再是那么的随机性了。

何：的确如此。但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实践在创造空间环境的背景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开始创造新的规则与环境背景之前，景观设计师必须懂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使用以 及解读空间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方关于空间营建的概念，生搬硬套到中国的语境中。与西方城市相比，中国人在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实践有所不同。比如，在中国，人们喜欢占用公共空间。相较于西方而言，中国的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线更为相互渗透、更加模糊，一片公共空间很容易就被占用为个人空间。街边无证摊贩已成中国一景，我们不能否认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当街头小贩在地上竖起支架的那一刻，他就划了一条个人边界，创造出一个商业空间；而当这个小贩走后，边界就会随之消失，会被另一次非正规占用取而代之。这种对空间的临时占用是永远不可能通过鸟瞰或是从上至下的模式捕捉到的。但是设计师也没有预先考虑为摊贩们设计，以及他们是如何使用空间的。而通过了解他们如何使用空间，设计师无论如何最终还是要规划这样的空间来容纳各种各样变化无常的非正规活动，那些不可能总是被预知和预先规定的人的活动。就像景观设计师芮纳·蒂瓦里（Reena T i w a r i）所建议的那样，我们最好是要先预知和规划那些可能会发生的，或者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未知数”，而不是对我们的未来视而不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中有大量的整齐干净、设计良好的公共空间，但是它们几乎不被使用，大多数时候都空着。问题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空间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混乱无序不是问题：对人们来说这些是占用空间的机会。在混乱之中有一种规则。作为设计师，我们需要找到这个混乱现象背后的规则。

LAF：在某些方面，这是与中央公园之类的空间相对立的。中央公园是在标准化区域内的定形空间。您认为正规空间与非正规空间相比有哪些区别？

何：像中央公园这样的规制化空间，在项目、活动和流通系统方面都是界定明确的，受制于 规则和规定。在中国，许多公共空间通常是“形象工程”，主要是为了展示当地政府的政绩而建，而不是为了供普通人使用。与之相反，非正规空间都是日常空间。它更多地为小摊贩和市民占用，而少有官方和设计师的干预。当人们谈到非正规的时候，常常与自发、即兴和混乱有关。事实上，非正规实践完全不是一种混乱或自由放任的现象。一旦你仔细观察居住其中的人们以及那儿发生的活动，它就可以变得非常明确。它是对某一情况的回应，是一种发生在特定地方、需要特定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机会主义实践，时机决定了一切。

 LAF：我们觉得您的观察评论—关于中国人喜欢占用空间，以及划定他们自己边界的方式—很有意思。请问相对于西方理念而言，非正规的观念是否在亚洲背景下体现得更为灵活？

何：你说得对。那也正是我想回过头来说的问题— 在中国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中央公

园”？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中心公园和广场。最大、最知名的有上海的陆家嘴中心绿地、重庆中央公园和大连星海广场。几乎每座中国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公园或广场。与西方城市相比，我发现它们的规模要大得多。与许多西方城市相比，我发现中国城市更加令人兴奋、更具活力、更朝气蓬勃。中国的城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改变。这对于中国的设计师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他们如何在短时期内做出一些具有承载力和弹性的设计，来应对城市如此迅猛的变化和转型。

LAF：您能再介绍一下“都市非正规实验室”（Urban Informality Lab，简称UIL）吗？

何：U I L是一个都市智囊团，尤其关注当代城市中非正规空间的状况。作为一个拥有艺术、建筑、景观设计、室内设计以及城市设计与规划等跨学科背景的团队，我们因我们的激情和 对于非正规之美的着迷而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感到迫切需要去探索设计师对待非正规的新方式，去拓展设计师的角色。对于非正规性的研究并不颠覆常规的设计分析，而是提供观察、思考和行动的不同选择方式。但是，我们感兴趣的不是非正规的表象，而是其背后的东西，它是因何而产生的，以及我们能如何利用它。

LAF：UIL对于在城市中的实践方式有哪些主张？

何：这个研究团队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理解“变化”这一概念以及我们如何回应当前的环境。我们习惯于从上至下看城市，因此小细节通常就被忽视了。UI L试图透过蠕虫的视角（即从下向上的视角）查看城市非常具体的情况。我们更着重于处理现有的状况。我们鼓励设计师将现有的使用模式作为出发点，以最少的设计动作取得最大的成效。一个小幅度的动作或许不会影响到整个城市，但却可以丰富环境。小即是大。

LAF：您能列举一些都市非正规的例子吗？

何：关于设计师如何能以细微变化来改变情况方面，“城市快乐实验室”（U r f u n L a b）在印度苏拉特（Su r at）城的“雨水管道”都市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废弃的雨水管道在印

度城市街头随处可见，从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Urfun Lab的设计师看到了利用这些废弃管道的机会。通过使用玻璃纸，他们改造了大量不美观的雨水管道，为毫无特色可言的水泥街道增添了彩色。这一细微变化为过往行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使传统的街道生活得以复活，使街道空间能更多地被非正规形成使用，比如成为潜在的集会场所或是街道操场。这个小创意无疑对生活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想谈的另外一个例子是U I L最近在中国厦门市做的一项城市干预和空间激活项目。像其他许多中国城市一样，厦门私家车的数量迅速增长，许多社区空间都变成了停车场。这也导致传统的户外活动减少，如羽毛球运动。为了使它们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U I L志愿者开始在整个城市中寻求可能的空间，狐尾山森林公园是我们关注的场所之一。这个公园周围都是高密度的居住社区，缺少户外活动的公共开放空间。设计的首要目标是重新激活一条贯穿整座公园但又被忽视的4k m长的混凝土走道，使之成为一系列临时的羽毛球场地，可供居民打羽毛球。虽然在混凝土地面上画出赛场不是什么难事，但设计的首要问题是“在哪儿画”。第一步是开发“地点策略”。羽毛球比赛要求场地必须平整、呈矩形，由一张网从中分成两半，设置羽毛球网需要可以绑缚的架子。考察过场地后，我们发现走道两边的树可以用作绑缚架。

我们的第二步是找到两棵相对并恰好对齐的树。在这次设计中，我们还查看了其他可用的场地基础设施，如厕所、垃圾箱、水龙头、用于就座或摆放个人物品的装置，以及留给观赛者的空间。这些微型基础设施是赛场的一部分，在决定设计的地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我们用黄色标记线清楚地划定了位于3个地点的12个标准赛场。

在12块场地划定3周后，居民们开始早晚去那儿打羽毛球了。当高峰时段所有的场地都被占满时，人们就在邻近的地方开展一些传统的户外活动，例如踢毽子。由于运动者和游客增多，许多小贩和农民出现了，并开始在走道边贩卖蔬菜和水果。这无疑为低收入者创造了一个增加收入的机会。这一设计是一种能够逐渐放大影响的方式，以细微变化的累积来改变情况，从而能够影响到更广泛的城市肌理。包括景观设计师在内的设计师所能做的，远不止仅仅制订一个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