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榕：发现丑陋建筑背后的意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

由建筑畅言网发起举办的“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五届，在这五届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全程参与了评选，对历届的评选印象深刻，感受颇深。他觉得随着中国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程度逐渐提高，文明走向稳定期，中国的建筑设计也逐渐走向稳定，丑陋建筑的呈现光谱亦随之渐趋缩窄。但他同时指出，丑陋建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保留了中国建筑界“生物多样性”的特征，自有其另类的存在价值。

建筑畅言网：您连续当了五届丑陋建筑的评委，这五届下来给您的感受是什么？

周榕：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经常跟人家讲，第一届刚开始筹备时我颇为担心后面会办不下去，因为有特点的丑陋建筑资源在这样大规模的评选下很容易被快速耗尽。但连续五届下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当代丑陋建筑的资源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知道，每年十个丑陋建筑，这个量其实很大，想每年评选十个成功的建筑都相当不容易呢，但是每年都有十个丑陋建筑被评选出来，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丑陋”的特点、亮点，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这五届以来，丑陋建筑的特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最开始的一、两届，评选中观念上的东西更多一些，不单单涉及建筑本身的美丑，而是综合考虑建筑价值观的问题，比如山寨白宫、山寨天安门这一类的建筑项目，前几届出了很多，这两年基本就没有了。近两年的评选中，涉及建筑价值观“大是大非”的问题逐渐减少，真正跟审美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开始增加。

建筑畅言网：参评了五届，您感觉中国的建筑形式有什么变化吗？

周榕：最近这五年对中国来说也是建筑形式变化较大的五年，中国建筑逐渐走向稳定期，但还不够稳定。那些被认为“丑陋”的建筑，是因为他们偏离了文明共同体共识性的、主流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在我看来可归纳为一种“离经叛道”式的变异。变异有好的变异也有不好的变异，丑陋建筑属于不被主流意见认同并接受、评价偏低的那一类。

从我的立场来看，丑陋建筑的丰富性集中在前两届，经过多年的积攒，丑陋建筑的类型非常多样。而最近这两届的评选结果则反映出我们的建筑形式开始走向稳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文明从急剧的转型期走向稳定期，文明走向稳定期就会在各个方面趋向范式化，这是文明规律，是无法逃避的。

丑陋建筑也有多样性的问题，前几届的时空相对拉得比较大，这一两届的多样性略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主流建筑开始走向稳定。也反映出我们潜在的建筑观念在逐步走向认同。例如前几年会出现天子大酒店，现在就很难再出现这样真正的奇葩建筑。其实我心里有一种遗憾，我认为天子大酒店表明了一种多样性存在的价值，表明建筑并不一定要是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种定式。

我始终认为所有的丑陋建筑都有它存在的价值。相比于试图通过批判丑陋建筑来鞭策建筑要走向规范化审美的简单性、暴力性思维，我倒更加认为丑陋建筑彰显了建筑多样性的价值。这其中有些是真的“丑陋”，有些只是跟我们正统的观念存在偏差，为我们当下所不能接受。但很多涉及价值判断的东西都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埃菲尔铁塔刚造好时也被认为是空前的丑陋建筑，甚至是巴黎最丑的建筑，雨果曾说只有在埃菲尔铁塔底下才是巴黎最好的风景，因为只有在这里才看不见铁塔。但现在埃菲尔铁塔成了巴黎的标志。所以我觉得，作为评委并不意味着真理在手，从而口含天宪。

建筑畅言网：文明的稳定期会不会束缚了建筑师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周榕：某种程度上是会这样，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是大家渐渐殊途同归，表明我们这个中华现代文明共同体成员相互之间的认同度比以前更高，这是好事；另一方面，随着认同度的提高，文明提供给人们另类表达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认同度高对文明的凝聚力是有好处的，但同时也减少了文明变异的机会。

建筑畅言网：您认为出现山寨或者仿古的建筑，是好还是不好？

周榕：我不太想用好或不好来评价这种现象，我认为这是在文明发展的某一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生态现象。仿古建筑有它的价值，这个判断是基于“不可能全国都做仿古建筑”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仿古这一类建筑，将会是一种缺憾，有了这一类，你可以认为它丑，但它代表了某一类型物种的存在，体现了建筑生态的完整性。比如沙皮狗、癞皮狗就很丑，可是，不能因为它丑就将它全部消灭，要以一种“生态性的宽容”对待它们。

建筑畅言网：您觉得会出现仿古、山寨建筑，是不是也反映了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缺失？

周榕：我觉得山寨白宫显然是文化自信缺失，山寨天安门则反映了我们讲究法统和道统“正朔”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很难从一种现象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只是证明了这个世界是多样存在的，我们的文化也是多样并存的。

我认为文化自信心的恢复与经济自信心的恢复是紧密相关的，在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年代还有强烈的文化自信心，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有文化自豪感。自豪感可以被鼓吹，但自信心要靠经济基础。再过若干年回过头来看，中国有这么一二十年的建筑全是欧陆风，全是山寨白宫，我们自己都会感到荒谬可笑，因为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崛起了，为什么要山寨一个比自己落后很多的国家的建筑呢？这是没有价值的。

随着文化自信的恢复，中国很多传统建筑形式或者建筑理念会逐渐回归。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不足为奇。

建筑畅言网：您认为何为好建筑？

周榕：就像丑陋建筑在不断推陈出新一样，好建筑的标准也在持续进化。现代建筑就像婴儿一样在成长，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标准，三岁、三十岁、六十岁都有不同的人生标准，同样，好建筑的标准也在随时调适。建国初期“实用、经济、美观”就是好建筑的标准，而那时的所谓“美观”是西方新古典建筑体系的标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标准就开始失灵了，变成“讲求现代，与国际接轨”；到了2000年后，又开始返过头从传统元素里寻找一些设计灵感，找到文化的本土性、地方性，及至今日，这些东西又开始发生变化。正因为有这些变化，所以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说明什么是建筑的好与坏。首先对建筑来说，没有对错这回事，好坏也是因人而异、因族群而异、因时空而异。对于今天的中华现代文明共同体而言，有一个逐渐树立越来的价值认同是我们文化传统里缺失的，这就是统一而自洽的“理性”原则。中华文化自古以来讲的是天理无外人情，理性是从属于人情需要的，是可以因时因地灵活变化甚至可以被抛弃的。而稳定恒固的理性已经成为中华现代文明的核心原则，中国当代营建的整体物质环境也在趋向理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现象。以理性作为标准来衡量，有一些项目被提名为丑陋建筑，是因为其反理性，过度杂乱无章，这就和中华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相冲突了。但过度理性又会导致枯燥、乏味，成为另一种丑陋建筑，这就需要对所谓“理性”标准有一个度的把握。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欣赏的角度也在变化。在我刚开始学习建筑的时候，可能喜欢那种永恒的、伟大的建筑，比如万神庙、圣彼得大教堂，喜欢路易·康那种风格的建筑，但随着思想的发展成熟，我现在对路易·康那一套已经相当反感了，我觉得他断言性的建筑主张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世界的生态可能性，我现在更喜欢那些能够让世界的可能性绽放出来的建筑。这个例子说明，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偏爱，而所有的偏爱都不过是一孔之见。

建筑畅言网：根据您对中国建筑业方方面面的接触，您会不会觉得中国的建筑业很大程度上受到体制的制约？

周榕：体制是一把双刃剑，要没有这些体制，中国就做不了那些超级工程，但同时，体制确实有很大的阻碍，最大的不足之处是没有给个人留出足够自由的发展空间。所以很难说体制好不好，如果说不好，就等于否定前面所有的建筑成就，如果说好，就等于把未来的很多可能性都抹杀掉。

建筑畅言网：对于“反对搞奇奇怪怪的建筑”的提法，您怎么看？

周榕：这其实是一个挺敏感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从维护一个共同体稳定的角度来讲，这种提法是对的，因为我们当代的文明已经基本度过了转型期的“试错”阶段。试错阶段会冒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比如央视大楼，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说不好，从认同的角度来讲，大家都不认同，就说明它“错”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建一个和央视大楼同类型的东西。所以，很多建筑之所以被认为是奇奇怪怪的建筑，就是因为它背离了我们这个文明体里大多数成员的认同。从文明的角度反对奇奇怪怪的建筑，是在减少我们的“试错成本”，表明我们已经摸索出一条相对稳定的套路，这个话放在十年前根本都说不了，因为还没出现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试错型建筑。

另一方面，因为是国家主席在说这话，似乎就变成了一个“国策”，感觉是这个国家就不允许奇奇怪怪建筑的出现了，好比一个花园，只能种牡丹，种玫瑰，那不叫花园，而应该叫牡丹园、玫瑰园，花园应该是多样的，所以，单纯的反对“奇奇怪怪”就要冒一个风险——即把多样性剔除干净的风险，这是我的看法。对于这个问题，单纯“支持”或“反对”的站队式表态都未免失之于简单粗暴，而放弃了一次难得的深入思考的机会。

建筑畅言网：那么，会不会有人以反对“奇奇怪怪建筑”的名义，排除自己不喜欢的建筑类型？

周榕：当然会有这种可能。因为什么叫“奇奇怪怪”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是一种主观的情绪，但凡这种主观的情绪变成判断的标准甚至升格为言之凿凿的依据，事情就变得可怕了。如果把凡是偏离大家普遍认同的东西都认为是“奇奇怪怪”，就会把创新之路堵死而放任平庸泛滥。如果把凡是不符合某个决策者个人认同的东西也打成是“奇奇怪怪”，那就会重蹈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一言堂”。

建筑畅言网：创新离不开人才培养，您作为清华大学的老师，您觉得目前我国建筑教育领域存在哪些不足？有哪些长处？

周榕：我觉得真正的创新需要有创新性的人才，现在我们提出的创新是把“创新”和“创业”划等号，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创新是创业的基础，没有创新就去创业，肯定不易成功。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普遍化的现象，好像只要有足够多的钱砸到一个地方，鼓励90后创业，自然就会有创新的东西诞生，这太过于想当然了，因为90后并不天然都有创新的基因。迄今为止，为什么能够创新，怎样才能创新，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这非常像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我们至今尚不明确哪些因素会诱发创新。

但是，以我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虽然清华大学号称综合大学，但仍是以理工科见长，尤其是建筑学教育在绝大多数高校里都放在理工科，天然地造成人文性薄弱。“创新”不是一个工科思维，工科是应用学科，是缺乏真正原创性动力和机制的，更多的是改善性创新。由于建筑教育的工科惯性，跟原生性创新也是相悖的。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利于真正创新的大环境里，鼓励创新是事倍功半，很难起到太大的作用。在我看来，建筑教育要想对创新有所贡献，首先要改变制约性的教育环境，从人文环境上就有利于创新思想的萌生和创新文化的流行，而不是仅仅关注创新的形式结果，这才是创新教育的重点。

建筑畅言网：如果把建筑学科从工科分离出来，放到文科呢？

周榕：短期内比较困难，这涉及到一个“退出壁垒”的制约，这么多人都在工科里，让他们退出来谈何容易。现在有很多美院也在办建筑教育，我本来以为美院系统能够对中国建筑教育有巨大的贡献，后来发现，美院办教育与传统的工科办教育走的都是一样的路数，请的老师也都是相同教育背景的，所以我现在仍很失望。

总的来讲，建筑学是一门有自身独特规律的“创意工科”。在我看来，鼓励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改善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而不是像理工科这样过于强调技术和目的明确的训练。

建筑畅言网：那么，清华大学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尝试？

周榕：可能会有一些尝试，但总体来说，一个学校的文化气质短期内难以改变，这种教育传承的惯性和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在短期内很难被撼动，而且，理工科学生不是从进了清华以后才开始学习理工科知识的，可能从幼儿园、小学开始，这套实用和功利化的思维就已经根深蒂固了，并非简单的文理分科的原因。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的文科学生也普遍没有人文关怀的情怀，因为我们的整个教育都不是人文教育，说白了，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功利性的理工科，再在这个广义的理工科里细分文科理科。很多文科学生只是把那些人文关怀当成知识，把文字当成中介、符号，与人文不发生关系。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有人文关怀的，但现在即使是学哲学、文学、历史学的学生，都少有真正的人文关怀。

建筑畅言网：您的这套说辞在学生当中会引起什么反响？

周榕：是引起对抗吧。我不太注重短期内的效果，不追求立竿见影，因为思想就像病毒，播撒下去之后，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潜伏期，思想需要一定时间的发酵，在某种情况下突然发作，并不是说我说了几句话，你马上就会豁然开朗。如果抱持这种“速胜论”的观念，教育就失败了。教育是一件跟人的生命周期同步的事，需要时间的积累，只有知识传递才能快速起效，但教育是超越知识传递的。

建筑畅言网：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建筑评论界的发展现状？

周榕：中国的建筑评论还远远没达到繁荣时期，相对来说还比较匮乏，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虽然中国的建筑创作总量非常大，全世界排第一，但建筑本身的思想含量却很低。建筑评论评价的并不是作品的数量，而是作品的质量和思想的含量。如果思想是一种矿物质的话，思想含量低就相当于是矿石的品位低，很难炼出钢铁，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另一方面，我认为建筑评论这个领域缺乏真正的智者。那些真正懂建筑爱设计的人早就当建筑师去了，而那些非科班出身、或者建筑学得不好，中途转学理论、历史的人来当建筑评论家，他们的评论就像隔靴搔痒，并不能通过评论揭示建筑本身的价值所在；相反，他们总是通过评论把建筑现象、空间创造跟知识史联系在一起，跟名人名言联系在一起。所以，只有等更多有大智慧的人进入建筑评论界，才是建筑评论真正繁荣的时期。现在多数的建筑评论，只是将某些舶来的建筑理论套用于中国当代的建筑实践进行生吞活剥的解释，并没有直抵建筑核心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建筑师的水平有限，评论家的水平更有限。

当然，谋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几乎很少见到全职的建筑评论家，多数都是兼职，有别的收入来源，这可能也是建筑评论所特有的。相比之下，艺术评论家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美术界的评论家收入极高，因为他们有一个定价机制，把艺术品的价格和艺术评论家的评论相捆绑，一个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如果没有得到评论家的首肯和推介，根本就卖不出价钱，但如得到重量级的艺术评论家肯定，价格就会翻着番地往上涨。而建筑评论家不能参与建筑定价机制，建筑师也不会因为得到评论家的好评设计费就涨好几倍，至少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建筑师当建筑评论家的情况则比较少，因为别人会反唇相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个人不可能又卖矛又卖盾，既做建筑创作又搞建筑评论。建筑师搞评论的情况也有，但通常我们不把这种文章称为评论文章，毕竟术业有专攻，对评论的理解、作用和方法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建筑师写的评论文章和评论家写的评论文章非常不同，建筑师经常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意见去框套被他评论的对象，但这远远不够，在我看来，这属于主观性的评论，远不能揭示建筑现象的真正意义。

建筑畅言网：您对第六届丑陋建筑有什么展望吗？

周榕：说实在我也没什么展望，但至少我不担心丑陋建筑的来源，根据前几届的经验，丑陋建筑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但我希望能够见到更多样的“丑陋”——丑陋建筑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各有各的“丑点”，如果千篇一律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