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综合体整合设计——外籍设计师沙龙

畅言网编辑：

请大家谈谈与甲方沟通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Manuel N. Zornoza：

我们设计的项目面积小到200平米，大到25万平米。遇到的问题在于沟通，我指的不是语言障碍。我认为难的是了解开发商真正的需求。欧洲和美国的建筑师都是受雇于开发商，监督施工方的工作。我们去工地现场，如果施工方不按照图纸施工，我们就不在技术报告确认书上签字，开发商就不给施工方付费。换言之，建筑师有很大权利。根据我的经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业主试图隐藏许多事情，不让建筑师了解全部实情。建筑师也确实不完全了解所需信息。如果没有信息，建筑师怎么能对开发商起到帮助呢？

John van de Water：

这取决于你怎样定义“帮助”这一概念。通过操控项目，你认为帮助了甲方；然而对于帮助的必要性，甲方有不同的定义。中国建筑行业现实情况与欧洲不同。作为外国建筑师，我们要不断适应，对于自己在中国的不同身份和作用有清楚的认识。我们不是在欧洲，在欧洲的话，如果发生设计更改，建筑师可以对甲方提出起诉。

Charles Tang：

你很难控制的原因在于，业主雇佣外国建筑师是为了概念设计，其后让当地设计院(LDI)做施工图。有时候你会失去控制，因为当地设计院负责图纸，而你不像在欧洲、澳洲和美国时那样负责合同管理。如果负责合同管理，你要保证承建商按照图纸施工。如果有差异，建筑要被拆毁重建。建筑师有这样的权利。来到中国，外国建筑师只是负责概念、设计开发，不负责实施，当地设计院才是负责图纸、合同管理的机构。最终，在失去对项目的控制后，你只好进行下个项目。

Fabian Wieser：

有时候我不肯定我们是否希望解决一些问题。例如，当我们中标一个竞赛，业主询问你，能否将其他三个方案融入到最终设计中。我会回答，不可以，就好象有两条路，一条往左，一条往右，我不能同时选择两条路。

Jay Currie Campbel：

我遇到一个大的问题是抄袭。例如，复制望京SOHO，作为外国建筑师，这种危害很大，我指的不是一些城市的欧洲小镇之类的项目。我认为对于温莎城堡、望京SOHO的抄袭不是单个公司能解决的，更多和体制有关。

畅言网编辑：

在各位的祖国，城市综合体项目是如何设计、规划、运营的？

Jay Currie Campbel：

除非包含体育场，许多美国综合体会涉及重建。纳税人一般会支付20%费用，但他们一般看不到资金回报。美国综合体一般包括会议中心、体育场、大酒店。我不认为美国在大型综合体领域提供了好的范例。

Wopke Schaafstal：

荷兰基本上没有大型综合体项目。项目开发周期持续多年。你可以把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看作一个大型综合体，经历了多少世纪的发展。缓慢的建造节奏给予我们更多时间进行思考。

John van de Water：

荷兰去年完工的项目中，最大规模的只有8万平米。项目周期超过10年，建设受到当地居民的不小阻力。他们担心市中心小规模商业会因此蒙受损失。中国一方面要对欧洲以往项目开发的错误引以为戒，另一方面要试图理解项目背后的开发策略。只有在中国环境下将这些教训融汇在开发计划中，才能做出更好的项目。

Jean-Jacques Lanzo：

法国和荷兰在这点上很相似。针对到大尺度项目，市政部门、城市规划机构会牵涉进来。他们会给出总体布局。但是，项目周期或许有五年。许多设计公司参与到一个项目，每家只负责一小部分。这不仅为大家提供了时间，围绕一个宏大的构想，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仔细思考，我找不到全世界其他国家同中国有着类似情况。

Fabian Wieser：

德国普遍的情况是项目再建。例如汉堡港口新城，未来可能会很好。汉堡新机场在旧机场旁边，那个项目做得并不好。德国现在及未来将改造一些前美国军营占地。德国成功的项目共同点是会保持场地的原有属性。我认为中国也应该这样，只是不清楚具体方式。

Charles Tang：

悉尼的情况和德国差不多，不会建造太多的新建筑。我们把许多旧工厂改造成奥特莱斯，通过扩建和装修，变成购物中心。最近，一个在东环形码头、CBD区域和悉尼歌剧院附近的公寓项目，出现在各大报纸上，遭到了市民抗议，声称建筑如同在歌剧院旁边加了一个烤面包机，但是项目还是投入施工了。我们很幸运得到了一个在迪拜的设计机会，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也设计了一个带有五星级酒店的购物中心。这个项目规模和中国项目相当，可能达到50万平米左右。中国都是新建，很少做更新项目，将农田变成城市。

Jay Currie Campbel：

万达最近在芝加哥会投资一个HOPSCA，成为首个中国建设的综合体项目。我家乡有两个购物中心，一个停业，一个被改造成社区大学。许多商业中心变成教育、工厂，或被拆毁。美国有许多衰亡的商场。美国人喜欢在本地购物。建造一个饮料店比2万平米的商业设施要容易的多。最终，美国人接受的可能就是一个购物中心，而不是复合功能项目。

畅言网编辑：

什么原因吸引你们来到中国？中国是一个适合工作和居住的国家吗？

Wopke Schaafstal：

我完全爱上了中国。我喜欢在这里生活。尽管食物、水、空气质量不令人满意，但中国的能量和文化抵消了这些不利因素。成为这种变化的一员是非同寻常的经历。

Jay Currie Campbel：

我以前实习时有两个选择，去巴黎或者北京。我选择了未来而不是过去，来到了北京。我喜欢中国的文化，这里建设速度很快。中国的文化、饮食、中国人都和我以前的经历完全不同。

我在中国发现有太多不同的尺度。城市的尺度小到水果摊，大到购物中心。在中国拍摄照片很容易，在这点上，中国是个“试验场”。

Charles Tang：

可能是建筑师的自我意识让我来到中国。完成大型项目、地标建筑让人“上瘾”，给建筑师很大的成就感。以前，我在迪拜做了几个大项目，然后碰到小规模的改造和扩建项目。我自己希望要找到一个地方，让我继续从事大规模项目设计。

John van de Water：

我们公司当初只有四名年轻设计师，中国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组成部分。1999年，我们向荷兰政府提交了一个项目提议。我们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拜访尽可能多的大城市，从而研究城市发展的共同点。我们访问了26个城市，其中包含5个中国城市。作为建筑师，中国对我的吸引力在于解决一个问题：在拥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国度中，如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使城市实现现代化？我做出了决定，2004年搬去中国。

畅言网编辑：

你们在中国完成的项目建筑面积惊人，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John van de Water：

成功的诀窍其实只有一个。如果想在中国取得成功，你首先得来到这里，住在这里，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没有快速成功的办法。只有20%的外国设计公司在五年后依然生存。

畅言网编辑：

Jay刚才提到了“试验场”话题。你认为中国是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吗？

John van de Water：

和许多外国人一样，我过去也认为中国是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刚来中国时，我们似乎感到有无止境的机会。不过在中国做设计和完成项目存在天壤之别。我认为不存在试验场这回事，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Edison Woo：

我在美国做项目经理，工作是一直打电话。来到中国后，我回归了设计工作，捡起了老本行。换句话说，因为我是中国血统，我把这视作改变未来的机遇。美国建筑师的职责非常明确。而在中国，好象每个人都要插手设计。

畅言网编辑：

与中国建筑师相比，外国建筑师有什么优势？业主选择你们显然不光是因为你们的洋面孔。

John van de Water：

我的观点或许有点尖锐。许多外国设计公司的实力被高估。从市场资产来说，外国公司最浅显的贡献就是他们的西方面孔。最大的潜在价值是他们能带来新的想法，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如中国公司那样清楚的认识到各种限制条件。

Jay Currie Campbel：

我来自堪萨斯州，不是洛杉矶这样的大地方，我的故乡是美国中西部，那里超过三层的建筑都不多见。

我认为西方面孔还是一个优势。一个工程完工后，如果建筑师是外国人，那会为其增加市场竞争优势。除此之外，比方说我的中国同事或许比我更了解项目情况，但我和他们对业主说同样一件事情，就因为我是西方人，业主的反应会不一样。无论影响好坏，我的话会得到更大重视。虽然说这些不太好，但却不能否认。另外，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我们在头脑中有一个框架。作为外国建筑师，我们的思考方式、设计手法都和中国人不同。这对项目成功起到了贡献。我们要对新的方法做出回应，这是一种挑战，虽然令人厌烦，但会带来好处。

Jean-Jacques Lanzo：

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并参与项目设计过程，我认为许多差别基本都来自于教育。我们工作时，会不断提问。如果做一个体育场，我们会问：这座体育场为谁而建？在哪里建？属于哪种类型？举办哪些体育赛事？这些问题会直接在我们脑中闪现。中国人在面对一个项目时，会习惯于给出答案，比方描绘一个体育场应该的样子。这种差异会伴随我们开始并参与一个项目的过程。除了面孔因素，有的业主会意识到这点，尽管不一定从始至终都真正认同外国面孔的优势。业主不认为我们会一直有这种提问的态度。在项目一定阶段，业主会提出，情况就是这样，法规就是这样规定的，我们一直这样做。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业主会预计到我们会做出这种反应。

Manuel N. Zornoza：

尽管不能否认西方面孔的作用，但这种优势似乎越来越微小。我们必须凭借技术，思维方式，设计手法的有力支撑。中国和20年前不一样了。我们不断奋力竞争，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我意识到，业主有时要求的是一些基本的东西。中国有太大的能量和活力。人人都在学习，业主在项目开发的学习上取得了许多进步，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经验。许多业主都很年轻，我们会很认真的倾听其意见，他们始终在学习。我不想提到面孔，我们真正的优势是经验，显然西方有更多实践经验。我想外国建筑师的价值就是知识、经验和工作方法。当然，我们要对中国的现实环境有所了解。我们最大问题在于有时对业主意见过于认真。事实只是你说话气势压倒对方，让人相信你懂的更多。

Edison Woo：

这是文化差异。即使我是中国血统，我依然得学习中国文化。我是美国人，所以要一直努力适应这种差别。我现在在国有院工作，所有的同事都是中国人，2500名员工，只有我来自美国。每天我都要处理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尽管这和工作无关。我不断观察、学习，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

畅言网编辑：

从使用者的角度，设计师怎样提升项目内部和周围公共空间的使用体验？

Jay Currie Campbel：

我刚到北京时，在一家景观事务所实习。我当时接触到一个项目流程包含政府报告，业主报告。项目最后在商场周围建了一个广场，方便一些卖DVD光碟等商品的摊贩从事政府禁止的非法活动。我觉得这很好笑，很不错。起码让我爱上这个地方，好比走到一个角落，迎面看到两个打羽毛球的人。遗憾的是，有的公共空间被禁止使用。作为建筑师，我们要找到一种平衡，保留这种文化。我把这些都看成文化。回国时，我把在北京看到街角卖光碟的人等等见闻告诉美国的朋友，他们也觉得很有趣。

Wopke Schaafstal：

我的住处附近有个公园，可能是北京最美丽的公园之一（注：Wopke指的是南馆公园）。公园位于东直门和俄罗斯大使馆之间。问题是我不能在晚上9点以后进入公园。这意味着我在吃过晚饭后，不能进入“自然”之中。我觉得北京的绿色空间非常有限。许多公园对游客收费，多数公园在我想去时总是不开放。免费、公共绿色空间对于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至关重要，我希望开发商能添加绿色空间这一“福利”。

Jay Currie Campbel：

即使对于硬景观商场，只要业主希望在晚上9点、10点关闭，他们都会意识到存在困难。许多这类型场所，不管有没有围墙，设时间限制都是荒谬的。部分建筑内部设有公园，对于不住在那的居民来说，依然能享受绿化空间。人们在城市里会发现有的绿化空间设有栅栏，不对外开放，而其他空间允许进入。这之间取得了平衡。但是中国缺少这种平衡，虽然许多公园很大，但是晚上9点后可能就不让进入。

Jean-Jacques Lanzo：

在其他家关门打烊时，三里屯太古里依然开放。我住在北京，我觉得这很重要。大家都去那里，许多人带着孩子，有各种活动。法国也有创意街区，这些地区将人们联系起来，将社区连接起来。作为建筑师，我们要在商业设施中创造零售空间，公共空间。对于商场周边的空间的利用，我们也要有发言权，增加这些空间的使用可能性，使人们得到交流。

Charles Tang：

罗马有许多广场，包括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广场、圣马可广场，许多美丽的广场。中国虽然也有天安门广场这样规模巨大的广场，但是公共空间并不多。我个人擅长商业复合项目、零售空间，我在自己的设计中，总是试图倡导人性化的公共空间，让人们感到舒适，适合大家聚集。

John van de Water：

阿姆斯特丹是个小城市，人口约50万，有600个户外游乐场。和其他欧洲典型城市一样，公共空间俯拾即是。

Fabian Wieser：

城市空置的空间并不多。城市缺少需要填充的空间。我们设计的项目边缘上有一些小空间。

Jean-Jacques Lanzo：

我们要满足业主的要求，为项目带来顾客。同时，也要提供一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质量。我相信这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人们满意而归，并再度访问。城市质量同城市运营的水平有关。我个人会更加关注这方面，因为设计师有更多自由度，去优化城市，同时让顾客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