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亨：我们曾经以为香港是深圳永恒的灯塔

一、深圳“背包客”眼里的香港

2016年的“五一”早已没有了5天长假，原想去越南走走看看的计划因几个同伴要参加“广交会”走不开，只好再改期。于是习惯性地背起背包过关赴港。

我本来很烦去香港的。过关排队、乘车排队、购物排队，吃饭、埋单，无不排队。到处摩肩接踵，人满为患；商店大同小异，处处雷同。所谓购物天堂，远不及澳门好玩。澳门虽是赌城，却不逼着你去赌，而是诱惑你去赌：环境靓丽，节奏从容，购物观光，两相适宜，赌与不赌，赌大赌小，亦在两可。不像香港街头，无立锥之地，若不购物，所来何为？若要购物，触目所及，无非是“熟”而且“俗”的那些品牌，满足过境客一次性购物需求的大路货居多，贴心服务熟客、回头客的“心水店”却很难寻。

大概港人也对这种纯购物团感到腻烦了，“不欢迎”的声音近年来不时响起，内地游客的赴港热情也开始降温。我倒觉得这是该去香港多走多看的时候了。从去年开始，我赴港越来越频密。除了购书、购物，时常携家人、朋友去博物馆、科学馆、图书馆、湿地公园，香港朋友的文艺活动、学术活动也是逢邀必到，而且主动埋单，请茶、请饭、请咖啡、请大话无厘头。

港人向重实际。与生意无关的话不谈，谈完生意上的事，就该吃饭唱K洗脚按摩了。近年来，港人却有点反常。一年一度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的“四城会”，香港代表团向来以技术活、技术话题见长，前年的交流会上，香港代表却念起诗句来。深圳代表调侃说，香港朋友终于也吟诗作对了。过往这么多年，我们跟你们说形而上，你们却只关心洗脚城。

我曾经很羡慕香港朋友工作上的纯粹，以及生活上同样的纯粹，就好像羡慕许多同学去了美洲、澳洲后可以活得很傻很单纯一样。成熟的社会，运行得像无人驾驶的谷歌汽车，一切都有既定的程序，一切都有约定俗成的法度。这样的社会，我们的祖辈也曾经拥有，而且以为千年不易，万世长存。  

可惜我们生逢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意味着改变，这未必不好。事实上，很多深圳人就是不愿过生而知老、生而知死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才不管不顾、懵里懵懂地投奔到深圳这座变革之城，去过一种不确定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我也是这样的深圳人：辞掉内地的稳定工作来到深圳，又辞掉深圳公务员的工作改做文化，生活和工作充满了不确定，为了解决一个不确定又引出更大一堆的不确定。

我们就像“城市之王”：城市的方方面面、生活的枝枝节节，我们都得亲自打量一番，仔细地梳理一遍，并因此成为“深圳主义者”。我们又像“哲学之王”：五花八门的说法、三教九流的舆论，我们都得亲自斟酌一回，认真地思考一遍，也因此成了“深圳民间智库”。我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恨不得三头六臂、武装到牙齿，以期生活能够游刃有余。三十多年来，深圳河北岸的我们，就是这样学会了如何去面对生活的不确定。

香港也曾经不确定。一百七十多年前，香港也曾经是一个“地瘠山多、水源缺乏”的小渔村。发现“维多利亚港”作为“东亚为数不多的港阔水深的天然良港”的价值，需要航海、贸易、港口经营等诸多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是“异想天开”的知识和想象力。没有这种知识和想象力，那香港就只不过是荒芜边陲的蕞尔小岛，予取予求，无关紧要。有了这种知识和想象力，香港就有可能成为国际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贸易大港、堪与伦敦和纽约媲美的“东方之珠”。

我们曾经以为香港是深圳永恒的灯塔，只要紧随香港，亦步亦趋，就可一劳永逸。但当我们走近香港灯塔的脚下，发现灯塔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也都在冥思苦想新的航向。技术革命的先行者被层出不穷更新的技术颠覆，谁也无法保证从蒸汽机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总是一路领先。物质财富的获得者因为财富的不断增长而掉入陷阱，谁在眼花缭乱的财富面前能自始至终保持谦卑、自觉主动地急公好义？资本跨国界的全球流动，使得地缘因素重要性降低，亚洲金融中心在香港、在上海、在东京、在新加坡，还是在新德里，主要的考量因素已经不是地缘。国际贸易，亦复如是。电子通关，货物直达，香港这样的转口港，地位只会下降，不会上升。前些年轻松赚钱的开心日子延缓了香港人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廉洁高效的香港公务员习惯于接受并执行指令，然而指令又该如何作出呢？

香港回归，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意味着伦敦议会和白金汉宫已经取消了香港议题；深圳河以北的决策资源，越是尊重港人治港，就越不便对香港的事情指指点点。至于最有话事权、最被寄予厚望的香港大佬们，他们显然对自己的赚钱业务更感兴趣，却对繁杂啰嗦的城市公共事务很不上心。他们不像历史上的威尼斯商人，一点都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城市自治权。他们像躯体庞大、长满财富肥膘的骆驼，过不了城市公共治理的窄门。

香港的夹心阶层越来越缩水，缺乏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普通的草根阶层碌碌终日，缺乏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的社会支撑。香港开埠伊始，就是个被治理的城市，即使悉心栽培，高度自治的养成，也非一日之功，何况何况呢？

香港回归之日，即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时。香港特区政府临变履新，既无运筹帷幄的成熟经验，又无细思明辨的时间、空间。虽然击退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于一时，却始终未能就香港长远发展，画出令人信服的蓝图。

萧规曹随，沿袭港英旧制，肯定行不通；引颈北望，仰仗中央决断，也不是办法。不仅因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也是因为整个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尚且处在变动不居之中，要就香港在全球版图之中作精准定位，那就更加不易。

巨大的不确定，意味着深刻的改变，至于如何改变，全凭自己把握。深圳也曾经数度“被抛弃”，在中国大陆的生态系统中，深圳的资源禀赋并不比北京上海更具优势，但是深圳始终没有放弃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北上广深”，深圳的城市地位是打拼出来的。新加坡被迫“独立”之际，如丧考妣，却在短短数十年中，风头直逼百年香港。

香港有170多年华洋杂处的经历；香港人用皮肤感知过有500年商业经验的老牌资本帝国的城市治理；香港人与1000多年来泛舟南洋、经略海外的华人、华侨心气相通，血脉相连。只要香港人愿意在洗脚的时候也谈谈诗和远方，一切都将因此而不同。

2000多年来的中华帝国，大部分的注意力和可配置资源，都被落后而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所牵引。中华民族的背脊，被磨出厚厚的老茧。金戈铁马，万里黄沙，却鲜少孕育出新的文明，新的进化。衣冠南渡的江东、向海而生的华南，不仅华夏正音代代相传，异域文明也频频往来。这块温润如腹、生机勃勃的膏腴之地，包容着多样性，孕育着可能性，实在是华夏文明最有希望的“新地方”。

魏晋南北朝以来，唐宋元明清以来，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南移，已是昭然若揭的历史事实。问题的关键，不是北方是否认可南方，而是南方是否能始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香港回归以后，内地游客赴港便利化安排，确有基于支持香港旅游业的善意；内地游客良莠不齐，大量赴港，导致文化冲突、心理摩擦，亦属正常。先是不假思索地开闸放水、开门迎客，内地人赴港生子也来者不拒；后又骤然变卦，抓奶粉客，赶内地人，政策变化之剧烈，甚少转圜商量之余地。这就叫“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砸了”。为什么事先无预案，事后无救济？说到底是经验不足，想象力也不够。

二、水客、内地客、跨境学童，都是香港“试金石”

经验不足不可怕，想象力欠缺就该反思。

以言内地客赴港购物。有没有细致分析内地游客的利弊功过？有没有既让内地游客自由购物，又不致港人生活被过度叨扰的措施安排？事实上，参加内地旅游团的“团客”几乎形同“猪仔”：统一乘坐旅行社包车，统一游走旅行社规划路线，统一参加旅行社预定节目，统一在旅行社安排的酒楼、商店、旅馆就餐、购物、住宿，他们与旅途居民及旅游目的地居民几乎隔绝，鲜有接触，哪里会构成什么骚扰？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指定购物点交出钞票，中国“团客”在全世界范围内“挨宰”是常事，真正与世界各地居民的交流和交往的“交集”几乎为零。“自由行”的主流人群，质素较高的“背包客”，也不会对香港本地居民的生活构成恶意骚扰。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自己“组团”的香港自由行，可能会因为大人的“不习惯”和孩子的“小任性”，从而对旅游购物区的香港居民构成“不经意”的骚扰，也只是体现在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方面。真正广为港人诟病的，可能是“内地水客”。香港水客和内地水客，都是社会底层的谋生一族，都是为了在两地并不明显的商品差价中赚得微薄的利润，他们往往大包小包地贩运相对比较俏销的港货，对上水、粉岭、元朗等靠近深圳区域的香港本地居民的日常消费和社区生活，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为什么不像盐田的“中英街”那样，在罗湖、福田、深圳湾等靠近口岸的地方多开辟一些便利“水客”的大型批发性购物场所呢？这样一来，不就既增加了港货销售，又节省了“水客”的在途时间和往来成本，还不至于影响香港成熟社区的居民生活？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断绝“水客”谋生之道，自毁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自毁香港自由经济的根本？

以言内地人赴港生子。起先，可能基于潜意识的某种情愫或价值理念，内地人赴港生子是被宽容、默许，甚至鼓励的。约莫2008年开始，两地对内地人赴港生子的限制越来越严厉，时至今日，大有彻底禁绝之意。内地人为何赴港生子？首先是内地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太过走火入魔，导致一些经济条件稍好的内地家庭以赴港生子的办法突破“二胎”禁区。其次，是一些内地富裕家庭希望赴港生子，以期为自己的下一代获得更好的港式教育、生活在更好的港式社会环境中。这本来体现了香港的魅力之所在，可惜一切都匪夷所思地自废武功了。就在北京果断纠偏，取缔“一胎”政策时，香港却没有把支持内地人生二胎的“义举”坚持到底，丢失了本属于香港的道德高地。

不仅如此，香港政府迄今为止尚没有为两地“跨境学童”提供真正富有诚意、富有创意的教育服务。深港两地的“跨境学童”，不仅是内地人赴港所生子女，更是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人在内地婚生与非婚生子女。“跨境学童”数量之庞大，可以从早晚过境学童交通之繁忙想见一二。香港北区居民稀少、学位稀少，学校离深港边境口岸距离遥远，“跨境学童”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跨境上学，往来时间多达5个小时。有些家长为了接送孩子上学，被迫放弃工作，常年陪同孩子往返奔波于深港之间。无谓的牺牲，生命的消耗，年复一年地被漠视，杳无尽头。为什么不能协商在深圳就近开办公立港人子弟学校？为什么不能在香港北区靠近口岸的地方兴建学校，为“跨境学童”提供上学便利？难道香港北区的学位是1840年以前就有的，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吗？难道“跨境学童”只有在现有学校插班就学的命，没有在深港边境新建专属学校就近上学的福？为什么承认了“跨境学童”的港人身份却不能赋予他们与其他港人一样正常就学的权利？当年港英政府默许逃港难民搭建寮屋，落脚谋生，无论他们来自内地还是越南，不管他们以前是不是香港的纳税人，这才有了香港人口的持续增长，有了香港制造业的持续繁荣。今天香港政府引进专才优才计划缩手缩脚，小里小气，对于香港人自己的子女，也斤斤计较，小肚鸡肠，全无眼光与心胸，如何让人对香港的未来产生期许呢？

赴港生子，奶粉贩售，跨境学童，反应的是中国内地医疗、教育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却是香港彰显自身价值的难得机会。通常公共财政都把纳税人的钱投向最基础的义务教育和最基本的社保医疗，高端个性化教育和高端医疗项目，大都开放给民间投资。中国内地的情形却不同。义务教育，社区医疗，其投入总是捉襟见肘。各级政府却对高端教育、高端医疗等不适合公共财政投资的“高大上”项目乐此不疲。大量资金投入进去，管理却总是差强人意，即使管理跟上去了，能够享受其服务的，也不会是普通人，甚至不会是普通的有钱人。中国内地新兴的中产家庭，每年耗费匪夷所思的巨额资金，却得不到理想的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中国家庭穷尽毕生积蓄送子女远赴海外留学，甚至索性举家移民，不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培养、更好的医疗保障吗？每年那么多的海外留学生经香港中转，远赴英美。往年那么多的内地人不嫌繁缛，赴港就医、生子，香港政府却没有意识到商机就在眼前，反倒驱逐内地孕妇，刁难“跨境学童”就学，就几罐奶粉，拉拉扯扯，叽叽歪歪，既无文明社会的人道，也不如殖民地商人精明。

假设“香港奶粉事件”中，为中国婴幼儿免遭“三鹿奶粉”侵害，香港特首不是忙着抓“水客”，而是果断旋风式遍访世界著名奶商，亲自出面争取更多一些优质奶源供港，事情会怎样呢？内地客会骂他吗？香港零售商会不顶他吗？荷兰、新西兰的奶粉厂商会不敬重他吗？东西方政商领袖敢小觑他吗？关于香港的事情，我们可以作如是想吗？我们还有这样的想象力吗？

三、核心竞争力，以及香港的机会

回顾香港历史，从蕞尔小岛，到东方之珠，紧要之处的抉择，无不充满挑战，无不需要过人的胆识和丰富的想象力。

始于1840年代的香港，将大英帝国的远东贸易与尚未开放的大清帝国的潜在市场，超前地捆绑在一起，虽然充满变数，但是符合潮流。香港因此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充当贸易枢纽，沟通中西文化，成为蒸汽轮船时代的城市新星。

始于1950年代的香港，云集了来自上海、广东等地的工商精英，完善了彻底的自由经济体系，参与了全球制造业的分工，为从周边地区鱼贯而入的难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小小的香港，虽处复杂的东亚漩涡的中心，却左右逢源，制造业辐射全球，自由经济享誉全球，影视文化独树一帜，得以东方之珠的形象，在现代集装箱海运时代依然挺立潮头。

1980年代以来，香港制造业持续内迁，导致“空心化”。金融服务业、影视文化产业、网络信息产业等本来具有领先优势的产业，却只能游离海外，无法向大陆辐射。紧靠世界上潜力最大的中国大陆市场，却不得其门而入，甚至要弃之远遁，这就是搞错了方向！逃遁，香港能逃到哪里去？龟缩，香港的龟壳有多大？

如果没有打开封闭市场的雄心壮志，那1840年的香港就没有必要开埠。如果以当今香港之便利，都无法尝到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第一杯羹，那香港之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经济而言，还有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香港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规划定位，形成全球范围内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中国内地梦寐以求却无法企及的。因此，这就不大可能是所谓的“再工业化”。与中国内地工业化硬碰硬，捞不到好处。

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乃至新德里都存在明显缺憾，不可与香港争锋的。因此，这就不大可能是所谓的“创科业”。俯瞰香港与东亚，现在才想到“科创业”，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连一河之隔的深圳，都“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以亡羊补牢的精神，补补香港“创科业”的课是可以的，将香港战略构筑在毫无优势的科创冒险上，显然是危险的。

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也一定是欧美发达国家乐见其成而心有余力不足的。因此，香港就不能去做扩大东西方分歧的事情，而要去做东西方有共识的事情。东西方都信赖，乃至依赖，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却难以替代，这就是香港的全球战略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1840年前后，正是中华帝国盛极而衰，迟迟走不出之乱兴替的循环，深陷泥沼不可自拔的时候。中华文明太需要西方工商文明这一剂猛药了，而英国和欧洲工业革命后的国际贸易又太需要中国和东方的大市场了。这个时候，香港开埠，当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之要冲，左右逢源，东成西就。这种大定位、大成就，不是小规模战争的硝烟所能遮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