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重返自然的道路

建筑师王澍

北京时间2012 年2月28 日，被称为建筑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及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斯· 普利兹克公布了2012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是中国建筑师王澍。这是普利兹克奖第一次颁给中国设计师。

在过去的33 年中，这是当代建筑界大师集聚的奖，在这个令人仰慕的群体里如今有了一个中国人的身影，而且王澍在49 岁的年纪获此奖项实在太年轻了些，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下王澍这二十几年的设计经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奖会颁给王澍。

十年不做设计

王澍1983 年自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后像很多设计师一样很快就接到了“活儿”：海宁青少年中心，而在这个作品完成后，从1990年至2000 年，长达10 年的时间里，王澍竟然一个单子都不接，只是和工匠们讨论、尝试各种建造技艺，与此同时，与他同龄的设计师们都忙得不可开交，生意好得不得了，而王澍竟能一沉就沉10 年，而且就一直沉在杭州，没有移居都市建设的热门地区京沪等地。

中国的现代建筑本来开启得就十分仓促，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基本上是抱着对传统建筑理念全然否定的姿态出发的。到王澍这一代接受建筑教育时，老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和改革开放的年代不能真正地对接，老一代匠人也正在退出主流建筑队伍，王澍们面临一个以哪里为基础去传承建筑传统的问题。当然大多数人不像王澍这样会去发问，在这个建筑风暴骤然来临的时代，建筑师真是机会多到不需要拣择。

可是，王澍居然能让自己置身潮流之外。那10 年里，王澍在建筑的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丰厚的实践经验，他同时也会在建筑之外的东西做很多探索，比如哲学、人类学、现代文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他都有广泛的涉猎，闲时则漫游于西湖的山水之间，品茶会友。2000年开始，他在中国美院重新创建建筑系，上课时，他也会教他的学生不要满足于画一张漂亮惊人的图纸，而是真的去了解一个房子是怎么建造的。他的学生在一年级需要学习木工，砌砖夯土，必修一年中国书法，坚持大量的手绘训练。有句古训叫“功不唐捐”，王澍对营造方式的探索为他后来更透彻地理解建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做业余的设计

1997 年，王澍和妻子陆文宇成立了“业余建筑工作室”。在很多业余的都标榜自己是专业的时代，一个专业的建筑设计师却公然宣称为“业余”，在不了解的人看来是一番作秀，王澍对此的解释是“一个人因为兴趣而从事某种研究、运动或行业，而不是因为物质利益和专业因素”。因为抱持着这种态度，王澍一直控制着自己的工作量，从2000 年至今的11 年里，王澍的设计作品大小并起来并不算很多，而与他资历相当的设计师们设计项目量总在他三四倍之上。他说：从事建筑活动，在我看来，以什么态度去做永远比用什么方法去做重要的多。有两种建筑师，第一种在做建筑时，只想做重要的事情；第二种建筑师，在做事之前并不在意这个建筑是否重要，只是看这件事情是否有趣。至少，建筑于我，只是有闲情时，快乐地为自己安排的事情。

我甚至一直回避“建筑”这个词，因为它前提在先地把“造房子”这件事搞得太重要了：多种综合的理解，需要“创造力”，更多地表达建筑师的“自我”，与时代同步，继承传统与历史，等等。这些重要的因素制造的一个危险是：众多建筑师甚至丧失了在生活中基本的感官经验。我也厌烦“设计”这个词。在今天，“设计”大概等同于“空想”。它是反映性的，策略性的和文学性的，因为它必须是有意义的，为了有意义不断为建筑填加意义的灰尘。而我，只想在“营造”而已。“营造”是一种身心一致的谋划与建造活动，不只是指造房子、造城或者造园，也指砌筑水利沟渠，烧制陶瓷，编制竹篾，打制家具，修筑桥梁，甚至打造一些聊慰闲情的小物件。在我看来，这种活动肯定是和生活分不开的，它甚至就是生活的同义词。“建筑”这种重要活动在今天只发生在“除了实际生活当中”，而实际生活总是平静无声的。

中国人常说的“功夫在诗外”，王澍首先是做一个文人，而且照他的话讲，是在两室一厅里做个17 世纪的文人，其次他才做一个设计师。 

在很多人趴在案头赶工时，王澍则在研究书法、茶艺，与艺术家交流他们的艺术创作，这些都成为王澍丰富其设计理念和创作方式的营养，中国书画布局谋篇的审美原则，茶道中的层次与性格的调配，这些都让王澍的设计里融入了很多富有东方情调的意韵。

他在设计自己的家时，做了一个微观园林，对于这个设计理念他的解释是：“在文人都不通晓建筑技艺的今天，我还是一个建筑师，粗通建房的艺术。当然我无法把一个中国南方的古典园林，哪怕是一个片段直接移植过来。坦率地说，这个或那个园林对我无关紧要，就当下的生活而言，园林所表达的一切与我们已经很少相关，甚至根本无关。我所看重的是使园林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分开的东西，以及由这种时代差距而启示我们理解自身的东西。”

他设计的金华建筑公园“瓷屋”茶室，取材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瓷片，他将瓷片作成外立面，使瓷器的光泽在阳光下闪烁出丰富的光彩，瓷器的色彩呈现出一种东方式的瑰丽，而这种景观不是单纯因为建筑本身的精彩，而是与环境交相辉映共同成就的。

在今日全世界的设计寻找新的思维和出路的时候，王澍这位来自中国的设计师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式给了大家一个真实而独特的示范：我们要对自己生活的世界负有责任，而且负有长期的责任。

这种对时间和空间富有双重责任的设计观一直是中国文人和匠人具备的建造意识，和谐与传世不是为了虚名，而是对当下与未来的世界有个妥贴的交代。在设计界为搏出位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和作品泛滥，对环境和世代充满蔑视和攻击的今天，人类需要一种更为谦逊、平和和善巧的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在这个时候，不穿西装，时常握着一把紫砂壶，措辞温和，语调悠悠的王澍出现在喧嚣的设计界，老子当年就讲：“静为躁之君。”在所有人都动的时候，动得快的会赢动得慢的，但静比动的力量大。 

做中国的设计

在很多中国设计师热衷于做美式的设计、法式设计、英式设计的今天，王澍坚持做中国的设计，他一直用中国式的思维去解决当下中国人的居住问题，比如如何用当地的材料，当地的建造方式建造可以融入当地人文环境的建筑。

他设计的中国美院象山新校舍则打破了室内与室外的绝对分隔，看得见风景的走廊、房间，使进与入随着门的开合模糊了边界，室内与室外的交流是中国人将房子置于山林的居住理念的生动体现。

他在哈佛大学任“丹下健三客座教授”期间开的课是“山水屋木”，这种极富中国意境的建筑形象对于西方建筑专业的学生是一个全新的视野，而王澍能站在讲台上引导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是因为他已经于此间参悟了三十余年，甚至更久。当年杨昌济先生对渴望学习西方文明以图兴国的莘莘学子说：先输入他国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本国文明以益天下。我们的当代设计看西方看了百余年，而我们可以和世界分享的是什么呢？ 

王澍用他的设计实践给出了一个回答，他理解中的中国当代建筑设计不是出自抽象的现代建筑概念，而是用具体的作为去显现一条重返自然的道路。就像他的《营造琐记》一文中所描述的：

2006 年夏，业余建筑工作室的5 个同事，与我们多年共事的3 个工匠和我一行9 人去威尼斯建造“瓦园”。决定做什么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做。800 平米的真实结构，还要上人，经费拮据，只能在现场工作15 天。我就跟大家说，要按《营造法式》的道理去做。去之前，我们先在杭州象山校园做了六分之一试建，摸清技术细节和难点，但在威尼斯处女花园的现场，仍然面对着旁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瓦园”最终只用13 天建成，我们因此赢得在场的各国建筑师的敬意。

记得双年展技术总负责雷纳托来检查，他在“瓦园”的竹桥上走了几个来回，诚挚地告诉我：真是好活。但有意思的是，他的眼中没有看到什么“中国传统”，而是感谢我们为威尼斯量身定做了一件作品，他觉得那大片瓦面如同一面镜子，如同威尼斯的海水，映照着建筑、天空和树木。他肯定不知道我决定做“瓦园”时曾想到五代董源的“水意”。“瓦园”最后如我所料，如同匍匐在那里的活的躯体，这才是“营造”的本意。 

很多小工作室的设计师和年轻的学子们对王澍能够获得普利兹克奖非常兴奋，觉得不是来自于国家设计院，不是来自于大设计事务所，也可以赢得这样的荣誉，看来加入大公司、大设计事务所不需要成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对此王澍的态度是：小工作室与大公司、大设计事务所的区别，并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各自都面对着不同的困难。重要的是如何能长期保持一种实验性的工作态度和方式。

在揭晓评委的决定时，普利兹克先生表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此外，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如同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要能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相融合。中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要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要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相一致。”

在这样一个时代，王澍没有拒绝城市化的现代性，将传统与现代割裂，同时他也没有丢掉中国人的基因，没有将中国与西方对立，他没有标榜过独立工作室的另类，也没有受制于教授身份的学术立场，在古今中外之间，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他没有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去发展他的建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