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馆策展人方振宁：追本溯源

问：中国馆的主题“原初”概念和这次的总策展理念“共同基础”是怎么来有效呼应的呢？我们的主题怎么去演绎总的概念？

方振宁：虽然奇普菲尔德是一个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师，但是在建筑界或我们的建筑史上，这不是一个唯一的风格，风格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他作为策展人应该兼容，不能说只接受类似他的风格的设计。他提出“共同基础”这个概念是向其他风格的作品做出一个承诺，就是我们展出的建筑设计虽然具有不同的手法，但我们的基础是一样的，我们是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我们的美学、人类的价值观，如何通过建筑服务于社会，这一点是共通的。

那么“基础”在中文里面，其实是由两个意义构成的，“基”，就是指地基，地面以下的部分，它支撑着建筑，主要是承重，非常重要。“础”，就是柱础。这两个合在一块儿，就叫“基础”。实际上，我们最早的方案是外面方庭的形状是36块立方体，就叫做基础的”基”，属于地面以下的部分，为建造者的建筑，那么”础”呢?外面展示方块，而在有油罐的室内展出两根横的柱子，横长为23米，视为墩础，这是基和础的部分。我当时考虑这个空间布展是希望从字和词的意思出发来决定形式，这样可以将中文的文化特征和空间装置有机的、睿智的柔和在一起。因为基和础就是建房子最基本的概念，那么基础也就是原初的意思。“原初”还具有文化的含意，基础只是建筑在物理上的感觉，这个是向上的文化的概念，更宽广，也是对现实社会很多问题的反思，我是这么考虑的。

问：您现在是职业的策展人，今年您同时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策展工作。能不能把您现在进行的工作介绍一下？

方振宁：我因为回国的时间比较晚，和那些在中国做策展已有十几年的人相比我策展的时间很短，很多人从上世纪80、90年代就开始策展。但我原来的职业是艺术家，然后我也做评论和批评。策展应该是从2006年开始的。06年第一个展览是个小展览，是一位年轻建筑师在威尼斯的展览。当时我是策展人之一，其实没做什么工作，我主要是负责在中国国内的宣传部分。真正开始做是07年底，在北京798第一个展览叫“天行健——中国当代艺术前沿展”，这个是我做策展工作第一个正式亮相的展览。这次展览选了大概35名艺术家，当时开幕式的时候来了两千人，同时做了一本大的画册，200多页，由我来编辑、设计的。这个展览从策划到画册的出版只用了五周的时间，这个速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吧，展览五周的时间其中一周我还去了纽约出差。我自己也没想到以这样的速度做这么大一个展览，这个经历奠定了之后我做策展的基础。

08年虽然没做成展览，但还是接受了一个在比利时做的展览，那是中国被列为“欧罗巴利亚艺术节”的主宾国。08年开始做方案，经过一年的准备到09年秋才开幕。这个展览叫“心造——中国当代建筑前沿展”。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做中国建筑展，所以经验不足。包括印书、材料的使用等都不知怎么做，属于摸索阶段。由于我看到展览空间很有限，我就把重点放在出版一本英文版的画册上，后来这本画册一出来就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展览的概念在比利时得到认可，比利时策展人说：这是中国的策展人和建筑评论家第一次从他们的角度来挑选这些建筑师和项目，说是我帮助他们跨越了欧洲中心的鸿沟。然后，比利时一本重要的知识分子看的杂志《自由人》的评论说：“中国很快的学会了现代主义。”

后来2009年，在马德里做了一个叫“北京时间”的展览，这个展览是一个当代艺术展。是西班牙政府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叫“亚洲之家”委托我做的。这个展览规模也非常大，虽然有16个人参加，但是空间有两千平米，展出时间好几个月，后来到了外地巡回展，参观的人非常多，这是个非常大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活动，超过以往历次中国在西班牙介绍的规模。那一年做了两个展览，一个在比利时，一个在马德里。但这个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作为策展人的这个身份，因为我很多展览是在国外做的。

那么2010年就做了一个中瑞文化年的活动，就是中国在瑞士举办中国文化年。像这类文化年的活动是由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政府之间签署的，在瑞士是由胡锦涛主席，而2011年的意大利中国文化年是由温总理签署的外交文书。在瑞士的2010中国文化年活动有两个重要的项目，第一个就是在世界很有名的维特拉设计博物馆举办的“东风－中国新建筑/2000-2010“展，也是“心造”巡回展的继续。每次展览我们都会充实新的建筑项目和内容。

为什么瑞士的中国文化年会在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做展览呢？虽然这个馆是在德国，而文化节的开幕是在巴塞尔举行的。巴塞尔和维特拉设计博物馆的距离非常的近。这个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在设计界特别是在椅子博物馆里知名度非常高的。在那周围有个博物馆群，这些现代建筑群的设计者大部分都是普利兹克奖的得主。比如说扎哈x哈迪德、妹岛和世、弗兰克x盖里、安藤忠雄等等，还有一些已经去世的，反正大概有七八栋房子都是普利兹克奖得主做的。我们展览的地方是福勒设计的穹顶。这空间对我来说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是一个圆形的空间，里面什么展览设施都没有空荡荡。德国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开始不相信我们，他们甚至认为，做中国的建筑展会降低他们美术馆的声誉，在展览的准备进行到三个月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他们把展览方案否定的通知，实在是太突然了。后来文化部主管这个展览的人通过特殊渠道又把局面挽回了。但最后事实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开幕式的当天，美术馆方面的人向中国使馆方面的人表示，说他们认为这个展览非常成功，而且中国策展团队的效率和质量获得他们一致评价。第二天，博物馆展览主要负责人找我谈将来继续合作的问题。

你看，中国的建筑展在国外或者欧洲范围内进行推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他们不知道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他们说我们跟日本的、香港的、台湾的、东南亚国家的人都打过交道，没有跟大陆的中国人打过交道，不知道怎么打，打过一次之后呢，我们的水平和敬业精神都已经受到他们的认可。就是说策展人或者我们任何的展览项目出现的时候，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把握、追求、效率、姿态非常重要。几乎同时开幕的还有在列支敦士登大学也举办了“东风”中国新建筑展的姊妹展，参展的内容和在维特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个展览是在2010年做的活动。

到了2011年，就是在罗马举办“向东方”中国建筑景观展，这个规模就比以前要大得多了，一个是空间大，由扎哈x哈迪德设计的超现代的空间，也非常难以驾驭，因为它这个展览空间跟传统空间不一样，它的形状，它的层高，包括它的墙壁都是斜的，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个博物馆正在举办意大利战后的贫穷艺术展，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巡回展，这个展览从展品到反响都非常高，对我来说就形成一种对比。如果做得不好，人家就会认为，你看，中国水平就是不行。

那么怎么做，由于这个美术馆是个当代艺术馆，它不希望建筑的展示方式只是一种文献展，就是把文字、模型组合放到一起，说能不能把这变成一个跟艺术有关的展览。其实最大的功夫都下在如何把建筑的模型和建筑的想法转变成一种装置的形式向观众呈现。最后在开幕式上得到的评价非常高。美术馆方面其实也一直在观察中国这个展览的进度，布展的过程、想法。最后开幕式的时候，意大利方面的助理策展人说当时派他到中国跟我们来谈这个展览的事情时，场地还一片空白。本来不是他策展，是另外一个人策展，那个人做不了这个展览，就推了，不做了。这个年轻的策展人接了。她看了以后怎么也不能想象这个地方将来会展出什么东西，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在开幕式那天的派对上想起来感到非常感慨。

在开幕式上有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的官员，MAXXI美术馆基金会的主席说：“这是一个用热情做出的展览，超出我们的想象”，他其中加了一条，说“通过这个展览我们看到了策展人个人的魅力”，他们说通过这个展览，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两面性，因为展览是由国家承接的项目，但是做是由独立策展人来做，其中包括我要拉三分之二的布展的资金，他们就觉得不能想象，这个国家展为什么不是由拨款而是由个人来垫钱做这个展览，当然也是我没有拉赞助的能力。

作为策展人想把展览做好，做的有规模，可是资金的预算又不足，这是一对矛盾，当时资金如果不到位和无法向意方做出承诺的话，就没法和意大利方面在北京签署合同。我开始动用了买房子的尾款，于是晚交了银行的钱，展览做了三个月之后才去交的，回来补了这个洞。我把策展看做是一个赌，成功不成功就这一把了。

今年在进行的项目在国内第一个是孔宁的个展在798，第二个是阿克雅这个意大利建筑事务所的展览，规模也很大，大家看着反应也特别好，表示没见过这样的建筑展，因为本来在北京建筑展就很少。现在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的工作在开展，然后九月中旬要在德国的曼海姆莱斯-艾格尔博物馆（Reiss-EngelhornMuseen(REM)）开幕一个“建筑中国100”（ArchitectureChina-The100ContemporaryProjects）的展览。如果没有变化，年内要在莫斯科策划一个“青春艺术中国展”，选的都是70后、80后的艺术作品，这是一个当代艺术展。因为我的团队人非常少，一般只有四个人，大规模的展同时做。

问：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建中国馆，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回参展，结合前几次中国馆的表现和经验，这次的策展工作有没有特别的考虑？

方振宁：我是2000年第一次去看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当时是意大利建筑师福克萨斯策划的。这个双年展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的每一届的建筑双年展我都会去看，艺术双年展我不会每次去看但大部分都会去看，所以我大概看了十次左右，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可能我是看威尼斯双年展最多的了吧。而且每次看我都会有详细的报道。我的威尼斯双年展评论有几次我蒙对了，比如说当时写过丹麦馆的这个详细的报道，之后他们这个馆得奖了。多次看威尼斯双年展之后，对展览的方式，每一年的主题和这些参展的人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怎么宣传报道？演讲什么？这些都比较清楚。但是，从没想过我会来做中国馆这个策展人。

2000年我去报道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主要报道张永和和张智强作为中国建筑师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后来知道还有一位马清运，当时我不知道他。

从这个报道中很多中国人知道国际上开始关注中国的建筑了。当时我就预测中国建筑可能有三步走，第一个就是中国建筑师个人参展，建筑师受到国际上的瞩目；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建筑项目受到国际注目，就是2002年“长城脚下的公社”得奖；第三步就是中国馆的建立，03年开始中国馆就进入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了，当年是由于非典没参加，但作品都选好了。正式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中国馆是从2006年王澍的“瓦园”开始。

所以说我跟威尼斯双年展是有非常长的交情，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个事情也说明一个人在一个方面的执着就会有回报。因为我开始去看这些展览都是自费的，这个自费费用是非常高的，机票、吃住什么的，当时我在中国也没有多少收入，因为中国的收入比较低嘛，我其实当时没有任何存款，是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看建筑展览，到国外看建筑等等，当时我在中国银行的卡里的存款只有一万块钱左右，所以很多人不能想象，我没有车，当时唯一的资产就是一套房子，我就是这样过来的。那时房价比较便宜，现在我住的地方就是我工作的基地，我是每平米6300元买的毛坯房。在这个圈子里，我应该属于最低收入阶层，我把精力都放在喜欢做的事情上，这就是在六年的时间里，可以成长迅速的秘诀。

那中国馆的空间状态是这样？我是一直觉得中国馆的地方非常有限，那么如何利用这个场地，化腐朽为神奇，关键还是展出的作品，策展人的概念，挑选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怎么样。迄今为止，我觉得两届还比较理想。一个就是王澍《瓦园》那一次，比较单纯。第二个就是由侯瀚如策划的那一届，这个展览影响比较大，因为侯瀚如是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策展人，他挑选的艺术家，包括让艺术家怎么和策展人合作，以及陈列方式，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成效。我觉得要促使中国馆继续努力，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水平的话，这个双年展其实是非常好的认知渠道，因为它代表国家形象，这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