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馆策展人方振宁：追本溯源

问：您提到把建筑展的这种展陈的方式换成装置，我们能看到这次参展的艺术家展出的作品大多都是装置作品，与我们熟知的建筑图纸、建筑模型展示的方式不一样。我想请您谈谈建筑装置作品与艺术装置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别。

方振宁：首先，建筑这个行业要做建筑展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建筑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大体量的，不可能把它搬到一个有限的房间里去展览。用什么方式去呈现建筑展，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这就是策展人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可是中国到目前为止，除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在国际上成功举办建筑展的先例，虽然深圳也做双年展，北京也做过建筑双年展，但都是非常地域性的，地域性就是说国际上没有影响力，展览的项目和建筑师的知名度，包括双年展的所提供的服务，都存在着很多问题。

艺术的装置和建筑的装置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其实不是很大，难就难在艺术装置它比较单纯，我有想法做出来就行了。但是建筑师呢，比较难的是他脑子里老想着功能的问题，建筑空间都是有功能性的，为一个业主服务的，不管这业主是个人还是政府，是企业还是国家，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目的来解决问题。如果让建筑师不考虑这些功能，单独做一个艺术有关的装置，他们有很多是没有这种经验的。所以说，这次展览虽然很多是艺术装置，它也实现了我个人的愿望，我是做艺术的，以前也做过很多装置，包括在公共空间里。我帮助他们、启发他们来实现和原初有关的想法。这样做不是让建筑师变成艺术家，而是启发他们，在你设计建筑之前，在你脑子里最初形成的雏形非常重要，那就是艺术的。

首先，我觉得他们不要有多余的那些手法，要很单纯，用原材料来展示，这样赤裸裸的会给观众一个冲击力。我和许东亮商讨他的作品，就提出这样的意见，我说不要做一些罩子等过多的修饰，但是也不能流于一般的照明。应该把它做成一种带有意味的装置。“意味”这两个字是我们在艺术中所强调的，它应该有含义，不能只是一个视觉上的好看。我对建筑师说，要在作品的艺术内涵方面下功夫，应该有精神的含义，有含金量，不能只是一个材料的堆砌。

我跟过去历届建筑策展人的区别只是我是杂家，什么都做过，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围绕一个核心，那就是艺术。很多策展人自己不做作品，有的建筑师是做作品，但不做艺术。我做艺术、做策展，又做评论，很多方面的能力混搭在一起。做一个好的策展人其实是非常大的考验，需要有多元的综合能力。当然我已经不年轻了，如果是二十年前我也做不到现在这样。因为有了这种知识的积累，包括跟人的交往，还有与国外打交道的经验积累。有些事情就像是外交，你必须代表国家利益来应对西方人别人提出的非常奇怪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带政治性、歧视性的问题，去考虑怎么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位置，因此国际展的策展和国内展策展的经验是非常不一样的。总之，人需要到一个大舞台上去锻炼。

我在美院讲过怎么策展，但只是讲座，这觉得美院需要开设真正的策展课程，需要有业绩和在第一线策展的人来教授课程，这是当下非常需要的一门职业。这次做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其实，展览无论大小经验都不一样。这次需要的费用非常高，活动的级别也不一样，可以说是世界建筑界的大聚会，很多专业人士会在很短时间聚集在一起，所以展览的水平高低一比就知道。而其中的难易只有谁来做这事儿谁才知道。

问：请您谈谈中国建筑它发展的现状以及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想请您就一方面谈谈，比如教学方面、建筑学术研究方面，或者我们现在这种基本的城市建筑发展现状等等。

方振宁：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大了。我自己的工作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建筑评论、建筑项目和展览策划、艺术的评论及策展，教学我也都在做。我做不了什么预测，首先我觉得建筑教育应该就像我现在说的“原初”的概念一样，应该注重基础教育，而不是对学生进行这种超级空想的设计训练，不现实地做大型建筑甚至是城市规划。我不赞成这样的教育，因为这个做不了，我们知道对城市起巨大影响的建筑，实际上不是一个建筑师能完成的，它是跟这个社会的进步、制度、节奏，包括资本的流动，人的欲望还有话语权，人的修养，各方面的因素掺杂在一起，才能实现一个巨大建筑。我觉得在学校里应该扎扎实实学习，好好设计一个房子，不是做建筑而是做房子，房子就是人需要用来生活的，有一些常识性的普通体验。

我觉得中国建筑的未来或者是世界建筑的未来，不是大型的标志性公共建筑，而是住宅。这方面最前卫应该是日本，他们从70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个，所以日本在住宅方面做得非常好，所谓住宅就是为一般人服务，均等地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居住空间，居住的品质首先是需要用居住的环境来提高。所以我觉得中国有这么多想成为建筑师或者建筑师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考验就是要向二三级城市、向农村，向中国那些贫困山区做有品质的住宅，这是中国建筑未来的方向。而不是拼命建设我们这个CBD或者超高层，显示我们经济实力、显示富有的象征性建筑，这不是城市的真正的形象。

一个幸福指数高的国家，不是说它的楼盖得多高，我们说不丹是个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它就是贫富差别小，生活的方式和我们很不一样，给人提供教养的程度高，这是幸福指数。所以我觉得衡量建筑和城市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幸福指数，它的指标是什么。我对中国建筑未来的思考就是这些。

这次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没有直接展出中国建筑设计的实际项目，对此有的人说这个展览需要反映中国的现状，我对这个不以为然，我不想把建筑形象直接搬到我们的双年展中国馆中去，中国建筑的设计水平是半斤还是八两中国人自己知道。我们的主题就是呈现对事物的基础性思考，纯粹的、原初的是事物的本源，所谓的“共同基础”不是中国建筑的现实，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普遍生存所应该思考的问题，它是具有普遍的意义，不只是具有中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