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历程

第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Hans Hollein所做的立面

这二十组立面共组成了约七十米长的“街道”，沿着Corderie长长的轴线形成了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效果。“...最初的想法，是为一条街道建造真实的模型——复制所有意大利城市的现状，以及建筑师之间的竞赛，是为了营造一个交际空间，这里不同的建筑实践能够融洽的同时存在....对于建筑师而言，这也许是他们自我肖像的展廊，这也可能是它如此成功的原因。”有趣的时，由于时间仓促，立面的建造工作是由罗马Cinecitta电影工作室的工匠完成的，这与后现代建筑的“布景式”原则产生了微妙的互动。在解释设计展览的初衷时，Portoghesi表示他想要展示真正的建筑，而非建筑的“图像”。传统而言，建筑展览都是对建筑物本身的“再现”，

无论是图纸，照片还是建筑模型；因为建筑本身没法脱离其所在的场地而存在。Strada Novissima让建筑本身成为了展览的对象，这种创新的意识成为了后世展览的标杆。同时，与Gregotti精英阶层的观众群不同，Portoghesi希望双年展能被大众关注与讨论。“建筑为建筑师存在，这是错的，这破坏了建筑史的连续性。建筑是为了大众而存在的。我相信现代建筑已经失去了与普通人对话的能力。”Strada Novissima所具有的“奇观”式的形象正是吸引大众参与讨论的一种尝试。这一装置所获得的空前成功使得这次双年展得到了国际范围内，超越专业圈的关注，为后续的双年展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除了Strada Novissima之外，展览还包括三位二十世纪的大师的作品展（Philip Johnson, Ignazio Gardella 和 Mario Ridolfi），对Ernesto Basile的回顾展 以及为73个年轻建筑师组织的展览。   

在Portoghesi的任期内，他还组织了第二届建筑双年展。以“伊斯兰国家的建筑”（Architecture in Islamic Countries）为主题,这次展览将关注的对象主要瞄准了二战之后的伊斯兰建筑师的作品。历史上，威尼斯是联系东西方文明的重要窗口，当地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的部分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伊斯兰建筑“关注环境文脉，精神内涵以及对社会基本需求的回应是与现代建筑的冰冷外表以及自我指向（self-referential）的元素相对立的”。由此可见，这次展览所代表的价值取向仍然与当时的后现代建筑运动有关。展出的一系列作品既有些已经建成，有些仍在规划之中，他们在遵循本地传统的同时混合了最新近的建造技术。其中，埃及年轻建筑师中的佼佼者Hassan Fahty的作品被给予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西方建筑师如Fernand Pouillon，Louis Kahn在伊斯兰国家的作品也组成了展览的一部分。   

1985年，Aldo Rossi在Portoghesi（此时他已经成为了董事会主席）的举荐下成为了建筑双年展的第二任策展人。他与双年展的缘分可以回追到1979年，当年他为艺术双年展设计的巨大漂浮剧场Teatro del Mondo至今都是他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与Portoghesi一样，Rossi对现代建筑的批判性实践使得他对于展览主题的设置同样面向了对于历史的致敬。第三届建筑双年展于当年的7月20日面向公众开放，这一次的主题回溯了Vittorio Gregotti的传统，命名为“威尼斯项目”（Progetto Venezia）。 Aldo Rossi 邀请著名建筑师和初出茅庐的年轻设计师展示他们为威尼斯古城的更新与改造所作的设计与构想，而一组国际评委会负责在其中选出最佳方案。最终双年展从世界各地收到了大约一千五百份参赛提案。与Gregotti的竞赛展相似的是，“竞赛的场地与问题都是真实的，但竞赛本身并没有要将这些设计付诸实施之意。”第四届建筑双年展在第二年举行（这打破了两年一届的惯例），这次的主题是向一位荷兰建筑师致敬“Hendrik Petrus Berlage”。“Berlage的规则是‘注视一座建筑与他的历史’。他对于历史的持续关注是双年展对他的作品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持着对于现代主义运动与理性主义的批评态度，这一版本的展览一如前几次一样关注当代建筑与过去的关系。”展览地点是换为了 Villa Farsetti，因为艺术展在同一时间开幕。

成熟 1991-2000

城堡花园始建于拿破仑时代，如今这里是一片树茵遮天的景象。在不大的一片园区中散布着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展馆以及百年间陆陆续续建成的29个国家馆。一直以来，国家馆被看作是威尼斯双年展区别于其他同类型展览的最大特征，这也使得双年展一直能够保持其极高的世界知名度。     

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经费紧张，第五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在相隔五年后的1991年终于与公众见面。建筑史学家，Casabella杂志的主编 Francesco Dal Co此时成为了建筑展的策展人。仿照艺术展的模式，同样也是为了扩大建筑展在海外的名声，这一届首次邀请了国家馆成为整个展览的一部分。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奥地利馆的蓝天组展，美国馆的艾森曼与盖里的展览以及瑞士馆的赫尔佐格德梅隆回顾展等等。从此，国家馆的参展也成为了建筑双年展不可或缺的传统之一。     

在展览开始之前，Dal Co组织了若干次建筑设计的竞赛与委托以修复双年展现有的场地与场馆，“尝试着不仅仅展示建筑，同时对其基础设施进行更新与维护”。其中大部分最终都没有了结果，唯一建成的作品是位于城堡花园入口的书店，由英国人James Stirling设计。这座精致的小亭子在当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被认为是这届双年展最为深入人心的记忆之一。如今，这座建筑以图书馆的身份重新被使用。

James Stirling设计的书店

在主展馆，Dal Co组织了“为九十年代的四十位意大利建筑师”展，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 Massimiliano Fuksas, Renzo Piano和Luciano Semerani这样的名字。此外，这次展览同时关注了建筑教育的重要作用。在Corderie dell’Arsenale，由43所建筑学校所组成的庞大队伍展示了他们的设计作品，使得这里“在一个月期间变成了一所巨大的建筑实验室”。    

同样又是五年的等待，第六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于1996年9月份正式开幕。奥地利著名建筑师Hans Hollein成为了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的双年展策展人。保留了上次展览所确定的模式，此次展览的主题为“感知未来——作为地震仪的建筑师”，其目的是审视建筑师把握当下时代隐藏在地下的脉动，将其在转译为未来的能力。同时，他也认为建筑师应当利用新的通信工具与新技术挑战人们对于传统城市形态的概念，而非仅仅将自身归类于某一风格与学派之中。最终，大约七十位建筑界大腕的最新作品成为了展览的主角，其中包括Frank O. Gehry (包括他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Tadao Ando, Jean Nouvel, Renzo Piano, Zaha Hadid, Coop Himmelb(l)au, Peter Eisenman, Norman Foster, Herzog & de Meuron, Arata Isozaki, Toyo Ito, Philippe Stark, Jorn Utzon, Alvaro Siza Vieira, Massimiliano Fuksas, Rem Koolhaas, Rafael Moneo一干人等的作品。双年展成为了明星建筑师的秀场。与此同时，“涌现的声音”（Emerging Voices）展将目标对准了当时的新锐建筑师，如Liz & Scofidio, Peter Zumthor, Ben van Berkel与Kazuyo Sejima；而事实证明这些人从此之后大红大紫。此外，本届展览还包括一个二十世纪中期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激进”回顾展与一个建筑摄影展。金狮奖也在这届双年展被授予获奖建筑师。  

尽管有关展览内容的争议与批评从未中断过，随着国家馆的参与、展览场地、展览主题形式的确定与展览周期的稳定，九十年代的这两次展览标志着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从制度上与形式上逐渐趋于成熟。

进入新千年2000-

新千年一共为我们带来了六次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这六次展览拥有了一致的展览模式，双年展已经摆脱了建立初期繁多的不确定因素。军火库的旧厂房不断的被更新用于安置新的展览空间与国家馆（由于严格的法律规范，城堡花园已经很难再进行新的建设项目），互联网的兴起也使得展览信息在全世界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策展人的专业背景更为广泛，展览主题也不仅局限于竞赛项目的展示或者某一风格学派的自我宣言。     

2000年第七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为“少一些审美，多一些道德（ Less Aestethics, More Ethics）”，策展人意大利建筑师Massimiliano Fuksas。 以“环境”，“社会”与“技术”为三个组成部分，展览放弃了以建筑物为为展览对象的传统，将注视的目标转向了对当代城市，尤其是21世纪巨型城市的全方位透视。始于对污染、城市扩张、社会公正等问题的思考，Fuksas通过对九十年代以来加速的城市更新的观察，认为建筑学不应当停留在审美层面，而更应当对于自身道德层面的实践进行反思。在Corderie300米长的空间里，一组巨型屏幕展示了20个有关当代巨型城市的图景：波哥大，布诺伊斯艾利斯，布达佩斯，墨西哥城，新德里，巴黎，圣保罗，开罗，雅典与蒙特利尔；当代旅游业，膨胀的全球经济以及背后的文化平庸与老城衰败像岩浆一样在不同的地域流动着。这可以被看作是这次展览所要表达信息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