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

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

10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经济十月谈”报告会上，以《改革谈：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为主题发表演讲。

厉以宁认为中国改革是从产权改革开始，但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厉以宁认为家庭农场主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

厉以宁表示，目前的两种户口制度，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导致农民无法与城镇居民获得平等的权利。农民有身份的限制，还怎么样建设中国的新型社会?厉以宁提出城镇化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路子，新社区就是今天的新农村，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用社区管理的方法来管理新社区，也就构成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

同时，厉以宁认为人的城镇化是当前城镇化的主要问题，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而一个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需要公共开支13万元，厉以宁预测资金从哪里来是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厉以宁指出，通过卖地解决地方财政的老路不能再走，而向银行借款又蕴藏着金融风险，他建议可以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必须要政府投资的就由政府投资，而属于企事业单位性质的，如自来水厂、电厂都可以用进行市场化运作，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曾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政政策和经济思想史，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城镇化提出的背景

当前的中国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叫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转向现代化社会;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是交叠在一起的。

转型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有所研究，因为当时在亚洲、非洲有大批的附属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主要研究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体制转型也会提到，但主要研究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转入资本主义体制。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双重转型，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将继续存在，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中国经济学家也集体介入了这场大讨论，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全参加了。你能说谁没参加吗?都在参加讨论、探索，人数之多，全世界没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是两重转型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工业社会，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摆脱传统体制，中国研究的不是传统体制，而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的特点。

中国的经济处在非均衡状态，非均衡的状态是很明显的，中国属于第二类非均衡。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存在的非均衡状态。中国的非均衡不一样，是在市场不完善而又缺乏市场主体情况下的非均衡，这是第二类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是市场不完善，中国还包含要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的问题，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所以中国的改革一定要从产权改革着手。放开价格虽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因为没有市场主体，就谈不到非均衡状态的消失。

中国的改革从哪里开始?正是从产权改革开始。其中国有企业首先要变产权，成为产权清晰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改了国有企业，但是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说在中国要完善、建立家庭农场制，有家庭农场制，就有家庭农场主，这就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要进行土地确权，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于是中国就推出了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

中国的城镇化跟一般城镇化不一样。中国城镇化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而不是过去的传统城镇化，传统城镇化带来了“城市病”，在城市中又出现反城市化倾向，因为城市污染了，社会治安不好，失业众多，有钱人从城里转向郊区，转向农村，而穷人纷纷进城。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相关情况，这一问题需要重新探讨，这也是新型城镇化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到现在为止，农村是农村户口，城市是城镇户口，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权利与城市居民是不平等的。农民有身份的限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样来建设中国的新型社会?需要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可城市容纳的下吗?中国的城镇化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52%左右，但这是把常住城市半年以上的人都算上，包括农民工在内，而有的农民甚至在城市居住长达20多年，但他的身份仍是农民工，这就是中国当前的问题。

真正按照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来统计，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是多少?把统计中的农村户口去除后，城镇人口大概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几。假如再过几年，中国人口到了14多亿，如果要达到西欧国家80%的城镇化率，也就意味着要有12亿人住城里。现在城市容纳了6亿人，要是再挤进6亿，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这都是新问题，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的路子，新社区是什么?就是今天的新农村。新农村的房子已经盖好，很多东西正在修建，最后会形成新社区，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用社区管理方法来管理这些新社区，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什么意思?是指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在新社区，这也是城镇化的一部分。如此12亿人口作为城镇人口，或者说全国户口都一元化了，才能够容纳的下。

土地确权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

我们当时面临的大问题还有，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土地确权，正是农村所兴起的大改革，也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我去年11月底带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进行土地确权后的调查，那里土地确权搞得比较早，发现农民放鞭炮，认为自己有了经营权证、使用权证和房产证，兴高采烈，老人回忆说跟当年土改完后的情况一样。农民心里踏实，扩大养殖业、种植业，愿意进城做工的就做工，经商的经商，而且城乡收入差距大幅度缩小。

嘉兴市有一个县级市叫平湖，我们在那做调研，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变为1.9：1。变化之大，主要是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收入怎么会提高?有了产权就有了财产性收入，土地转包出去，到城市打工，就会多一份收入。我们在平湖市看到，房子都拆掉了，盖成四层高的房子，用于出租，很多人是这种情况，一层楼租给外来人开店，开作坊，二、三、四层楼自己住，自家人口没那么多，还可以租给外地人人住，收入自然增加。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土地确权之前需要重新丈量土地，结果发现丈量的耕地多出了20%，怎么会多呢?农民也不隐瞒，第一，当初土地承包丈量时，地块的好坏差别很大，所以坏地就两亩算作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土地得以改良，这次丈量土地好坏全算作一亩，没有好坏折算，所以土地就多出很多。

第二，过去的田地是一小块，有田埂，田埂不算，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遮荫了也不算。三十年以来，土地已经变大，要用拖拉机，田埂也算入土地，两边遮荫的部分没有了。

第三，当初有农业税，所以在报自家田地的时候，普遍少报，有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家家如此，可以少交税。现在土地刚丈量完，大家都公布了有多少地，也没有必要少报，农民也愿意实报，因为土地入股了，可以分红，土地少报了自己吃亏。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