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锡恩：无问西东

近日，如恩设计研究室联合创始人郭锡恩在媒体采访中，以自传式叙述“抛开项目、谈自己”，分享了他成长-求学-成家-立业的经历。

成长

—

菲律宾
 

我的祖父母是福建泉州人。当时很多福建人都下南洋，去了菲律宾、印尼和新加坡。我们一家也搬去了菲律宾的南部，并没有去马尼拉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大多数下南洋的中国人会避免在一个城市中过多地竞争。

 
下图是我们的第一家商店。你可以看到，有的店面标志是英文的，有些是马来文、中文、甚至西班牙文。这家爱德华精品家具店是我最小的叔叔开的，后来我在上海开了家具店，大概也是基因决定的（笑）。我的哥哥和我从小就喜欢制作东西，我也喜欢画画。妹妹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平面设计师，我们后来一起工作了很多年。

在菲律宾的这段时间里，时任总统马科斯强势地统治着国家；菲律宾在1970年代建成了很多好项目，我最喜欢的建筑之一是菲律宾文化中心（Tanghalang Pambansa），它由Leandro Locsin设计。这个项目的下面这些照片是由Simone Bossi拍摄的，巧合的是，他也为我们的巴黎项目拍摄了照片。

求学
—
美西 - 美东

我一直喜欢画画，但对于当时比较现实的亚洲家庭而言，学习艺术往往是不被鼓励的。在结束了美国的预科学校课程、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时，我对父亲撒了谎，告诉他我在学习工程，事实上我是在艺术系学习绘画（笑）。

我的第一位导师是Joan Brown，她是当时如火如荼的湾区具象艺术运动（Bay Area Figurative Movement）的重要人物之一，Richard Diebenkorn、Manuel Neri等艺术家也参与其中。后者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他有时也会来伯克利，我也选了他的课程。

同时，我对纽约的艺术界也非常好奇，比如Robert Rauschenberg、Jasper Johns和他们的作品。那是我在伯克利的第一年，开始脱离现实主义，对拼贴产生兴趣。

在这个时候，父亲决定前来美国，我有点慌，毕竟之前我骗他说自己是工程学院的。所以我必须转学，而当时只有建筑系能接纳我。于是我就转去了原学院对面的Wurster Hall（环境设计学院系馆），一座由Joseph Esherick设计的建筑。
 
当时湾区对建筑艺术的影响很大，但让我更感兴趣的人是Jim Jennings、Mark Mack、Stanley Saitowit，他们在向辛德勒、伊姆斯夫妇设计的住宅学习。所以你能看到洛杉矶风格和湾区元素的某种冲突，而我常对这样的冲突感兴趣。

在我大三的时候，迈克尔·格雷夫斯曾来伯克利演讲。当时我们不得不从建筑系的讲堂中撤出——那里只能容纳大约200人——转而去可以容纳约750人的Wheeler礼堂。记得当他走进来，有人尖叫般问道：“格雷夫斯先生，成为建筑界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感受？”——当时格雷夫斯正参与加州飞马酒庄的设计竞赛，并最终从96支设计团队中胜出。那场讲座深深震撼了我，我此前从未见过这种程度的作品与图纸，这样娴熟的技巧。

大学期间，我了解到的另一位人物是张永和，他后来也曾任麻省理工大学建筑系主任。张永和的设计很吸引我，触及了许多我从前不曾思考的问题。独立执业后他设计了席殊书屋，一家以自行车轮为元素的书店，这让我感到非常有趣：一位中国建筑师回到北京，开始了相当概念性的实践。

本科毕业之前，我去看了路易·康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那是我真正感受到敬畏的时刻，康让人意识到建筑的力量不仅在于奇特的绘画，更在于空间的力量。

后来，我从美国西海岸来到东海岸，去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那时拉斐尔·莫内欧的院长任期将要结束，人们尊敬他也畏惧他，他也是我的论文导师。但与此同时，另一种二元性出现了，莫内欧为学院引入了库哈斯。所以某种程度上你需要“站队”，在OMA阵营与莫内欧阵营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对立关系甚至出现在GSD的出版物中，Wilfried Wang的9H侧重构造、细部、空间，而Michael Hays的assemblage则侧重叙述与概念。这种二元对立对于学院的发展是有益的。后来卒姆托也来到了GSD，但他认为GSD的教学楼不够好，于是将教学工作室设置在由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卡彭特视觉艺术中心。

当时很多开创性的建筑作品纷纷出现，例如西扎的，以及赫尔佐格与德梅隆的早期作品。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米拉莱斯的展览，一幅图纸竟然能如此充满能量，如此生动。我意识到建筑可以具有非常强烈的空间感。

成家

—

美国 - 中国

毕业后，我与Rossana（胡如珊）结婚了。这里也体现着我生活中的二元性：我在Julia Morgan设计的具有湾区特色的建筑中结婚，但是婚宴设在加州的奥克兰博物馆，一座由Roche-Dinkeloo设计的粗野主义建筑中。

随即Rossana前往普林斯顿开始了她的研究生生涯，而我在纽约工作了两年。当时的我们很年轻，很天真，有点傻气。后来Rossana有点厌倦了不断来火车站接我的日子（笑），希望我能一起留在普林斯顿，于是我进入迈克尔·格雷夫斯的团队工作。

格雷夫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与阿尔多·罗西、Ettore Sottsass交好，深受乔治·基里科、莫兰迪的绘画的影响，这些都给我带来了启发。我与他一起去到亚洲的不同地区，参加新加坡的竞赛与日本的展览。文艺复兴对于格雷夫斯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伯拉孟特设计的坦比哀多与回廊也让我产生了共鸣—— 一个小建筑的影响，竟可以如此深远。

后来我们接到改造外滩三号的项目，当时我意识到外滩三号的精髓在于画廊。说起这个我必须提到李景汉，他是外滩三号项目的策划人，合作伙伴是翁菱。在这里，张晓刚的画作、王宁德的摄影作品、周春芽的《绿狗》等作品第一次得以展示。直到今天我还很后悔当时没有买下《绿狗》——那时我在想，“这幅作品为何竟能开价2万多美元”，而今天，这个价格后面至少要再加一个零了（笑）。

为了外滩三号项目，我们被要求搬到上海。而就在这时，“非典”来了。本来计划在这里待6周，最后变成了4个月，于是我们留在了上海，用10个月完成了外滩三号。

立业
—
上海

外滩三号项目之后，我们辞职并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最初只有6个人。当时的我们是有一些不安的。因为那时的上海仿佛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拆”字无处不在。但在这些消极的因素中，也蕴含着正向的能量——于我而言，上海是一个类似社群的有归属感的城市，一个能让人真正汇集起来的地方。由此，我也意识到了城市化的变化过程。

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以及Nadav Kander的重庆摄影作品，都展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变化，让人产生对城市休闲的新认知——你认为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公园里放松的场景，却可能正处在高速公路的下方。我们也开始意识到“记忆”“失去”“痛苦”等问题的重要性，Louise Bourgeois、Mona Hatoum的艺术作品都展示了“流离失所”这一意象，对于重复、层叠、类型学的研究变得重要起来。

在如恩成立之初，我们是没有实践项目的。这其实并不明智。在初创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设计制作了一些小物件和出版物。2007年，我们出版了一本名为《视觉暂留-建筑师绘话上海》的书，采访了50位在中国实践的建筑师，无论出名与否、是本土的还是国际的，都被列入了我们的采访与记录对象。

也是那时，我们读到了哈佛大学教授Svetlana Boym的《怀旧的未来》（Future of Nostalgia），其中谈到一种“反思型怀旧”。她认为：如果并不是以一种保守的脉络，而是在一种反思的态度里怀旧，这角度或许会提示出一种可能的未来——反思型怀旧并不强调“家”，而是强调归途这一过程。之于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阅读材料，自此我们对于设计项目的现状更为在意，也更加敏感。

同一时期，国内已有诸多优秀建筑师崭露头角，其中之一就是今晚与我一同带来演讲的董功。此外还有莱斯大学的李虎、普林斯顿大学的黄文菁、耶鲁大学的马岩松和华黎、哈佛大学的张轲等，都回到中国进行实践。而在这批来自中国北部的建筑师之外，王澍、袁烽、柳亦春等活跃在南方。这里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但已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建筑实践的广度与丰富性。那时，室内、产品、平面设计实践或许不算很多，但对于建筑设计，中国的确是一块充满活力的土地。

这种活力也并不仅限于中国。放眼东南亚、南亚，你会看到曼谷工作室、武重义、Marina Tabassum、孟买工作室、新加坡的WOHA等团队的尝试，而我相信我的挚友Andra Matin，也是一位值得更多全球关注的建筑师。

我也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玻璃之家与E1027时的情景，它们体现了整体设计（total design）的思想。于是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当时往往多为室内设计）：为什么不创立一个平台，将世界上最好的家具都汇聚到中国、进行呈现呢？这样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把中国最好的设计呈现给世界。

于是我们开设了“设计共和”，一个家具店；也创建了一个论坛，“设计庆典”，请来全球的各专业设计师进行演讲与分享，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最近这几年，我们回到美国在耶鲁等高校任教。在哈佛，我们也有了自己的课程工作室，讨论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与过去的师长和同行们建立联系。在毕业27年之后，去年3月我重新见到了导师莫内欧，他非常友好地告诉我们，愿意为我们今年夏天将要出版的第二本作品集作序。

最后，我想用荣格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它与我们目前的处境也有着关联：据我们所能知，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在纯粹的自在之黑暗中点燃光明之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