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亦春：纪念我的老师蔡德道先生

我国杰出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广州市设计院高级工程师蔡德道先生因病于2022年3月20日凌晨4时在广州去世，享年94岁。

蔡德道先生，1928年10月出生于广州，祖籍福建龙溪县。194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建筑系。原广州市设计院副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曾任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顾问教授及广州美术学院院外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本文为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创始合伙人柳亦春为纪念老师蔡德道先生所作，忆先生昔日之求真务实、儒雅风趣、博学睿智。

纪念我的老师蔡德道先生

文/柳亦春

3月20日上午从华南孙一民老师那里得到蔡德道先生凌晨4点去世的消息，好生难过。因为春节前还在和冯江老师约着一起去看望住在佛山南海大沥镇一个养老院里的蔡先生，奈何行程码中的星号一直未断，阻碍了前去的计划。1月6日，蔡先生在给冯江老师的微信中这样写道：“我已94岁，子孙全在美国，广州只有老伴和我。六年前患大病，住院九月，即入养老院。我已聋了，只能用手机笔谈，十一月十九日，因今年是华南建筑学科成立九十周年，我应陈雄大师之约，做了口述，现正由省设计院整理成文字，收到后如你需要，可发给你，是有关现代建筑进入我国的历程。因疫情养老院加强管理，但还是可以见面，林广思教授多次派人来。”1月30日，蔡先生给我微信发了一张手机首页界面的截图，显示佛山南海区气温14度，多云，空气优。无法想见先生的心情，竟终成永诀。

蔡德道先生生于1928年10月，1944年考入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前身），1948年毕业。毕业后在香港工作一年，解放后回到广州，进入广州市设计院工作，设计了一批医院和学校。1965年，蔡德道先生被抽调加入“旅游设计小组”，参与爱群大厦扩建工程设计。1966年，设计小组继续承担广州宾馆的设计任务。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至1973年春重回工作岗位，参加白云宾馆的设计工作。其后作为主要项目负责人参加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的设计；其中，白天鹅宾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3年，白天鹅宾馆任务完成后，蔡德道先生被公派至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访学，1984年被送到关岛跟一位美籍日本建筑师谷口君哉学习美国建筑师职业规范，后因身体原因被迫中断留学生涯。1994年，蔡德道先生从广州市设计院退休。他是广州市设计院副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曾任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顾问教授及广州美术学院院外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我是1991年本科毕业分配至广州市设计院工作时认识蔡先生的。当时是免试硕士研究生保留学籍三年，在三年中均随时可回到同济读书，超过3年则视作放弃读研资格。我选择了先工作后读研的选项，一是因为建筑学是个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有了些实践经验再回到学校读研，会更有的放矢一些；另一方面当时广东已经改革开放，建筑实践的机会更多一些。广州市设计院是个历史悠久，根底深厚的设计单位，由中国近代建筑先驱林克明先生受命组建，首任院长林克明先生，总工程师佘畯南先生，我去时他们均已退休，但还偶尔能在广卫路10号的办公室里见到他们，蔡先生当时是设计院的副总建筑师。我毕业那年院里一下子进了16个大学生，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可能由于我是唯一的保留学籍的研究生，所以得到了蔡先生格外的关心与照顾。

蔡先生是设计院系统中少有的理论修养极高的建筑师，可以说是实践、理论、评论、教育并长。他参与了很多岭南建筑代表作品的设计，同时对国内、国际大势均十分敏锐，和国内各地建筑实践和教育界交往密切，他的思维是非常国际化的。他一开始就和我讲中国内地、香港、英国、美国建筑教育系统的区别；以香港和英国为例，要做一名建筑师，需要先通过本科学习3年拿一个文学学士，然后去则师楼（香港称建筑师为则师）工作一到两年，之后再回学校读一到两年取得建筑学硕士。所以他说建筑学硕士会是以后成为建筑师基本条件的标配，我一定要回去读，不能因为广东那时能赚大钱，就不回上海了。

就记得那时在设计院楼梯上每每遇到蔡先生，他就会加快两步上来摸着我的后腰说，“小柳啊，有了BP机了还回不回去读研究生啦？”我肯定说，“回啊，回啊，肯定回啊！”他说，“真的回吗？”我就笑着说，“真的回呀！”“嗯，还是要回的哦！”总之，我现在回想，若是没有蔡先生经常拿我腰里别着的BP机开玩笑，也许我真的未必就能回去继续读研吧，毕竟那时南北的经济收入差距还是巨大的，一般找不到好工作的才会继续读研。

那时蔡先生经常会被邀请担任国内很多国际竞赛的评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海大剧院和金茂大厦了。每次评完回院里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给我讲为什么夏邦杰得了第一，为什么SOM得了第一，讲评委一般先看什么。城市总体关系和可达性概念就是他那时给我灌输的，他说，你如果主入口放在哪里都没选对，造型再好看有啥用？然后，他给我看竞赛的文本，每次心里都激动不已。

蔡先生特别风趣幽默，经常给我讲建筑圈的名人轶事。广东讲夏昌世与德国，讲他如何从同济到重大到华南；讲北园与山庄旅舍，陶铸与林西。北京讲梁思成与林徽因，讲张开济与张永和。他说张开济和他说啊，他儿子张永和在美国读书教学，搞了很多设计，但是一个房子都还没有盖过，他那都是Paper Architecture，但是蔡先生和我说那些Paper Architecture很重要，它体现了建筑与建筑师的自主性。因为我是同济过来的，同济的故事讲得最多，讲冯纪忠先生与维也纳，他的外交官的姨父和表妹；讲圣约翰，讲李德华、罗小未与李滢先生的秘辛。让我了解到建筑师始终是处于社会大局中的，是一个担负着公共责任的职业，充满了复杂性与社会性。

在广州工作的最后一年，蔡先生开始时常问我，“小柳啊，想好论文要写什么了吗？”我当然还没想呢，那时我和几个朋友已经在广州的流花西苑租了段廊子，封了墙和窗，当作办公室，成立了deshaus工作室，中文名叫“西苑创作室”，晚上就关在园里做设计，过着摇滚生活，忙的正欢呢。所以也只好敷衍回答，“还没有啊！”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指着窗外吉祥路上正在施工的高层建筑说，“你看现在的高层建筑，外面都是幕墙，里面什么样不管，外面都一律挂一层皮，内外一致不一致已经没人关心了。”他说这种现象值得关注，表皮建筑是很当代的现象，这里面有个概念也许需要重提，就是“合理性”。他举了一些外部形式能表达内在结构的高层建筑的例子，如香港的康乐大厦、福斯特的汇丰银行等等。他告诉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结构设计公司叫Arup，全世界有名的高层建筑的结构几乎都是他们设计的，这在我们当时的建筑结构课上从未被提到过，即便后来我研究生毕业再次进入设计院，设计院的结构师们仍然并不太知道Arup是谁。

后来我的硕士论文选题经与导师戴复东先生商议，就确定写了高层、超高层建筑的设计合理性，从环境、技术和美学三个方面去看待一个高层与超高层建筑设计的综合合理性，去认识建筑的形式与内容。论文虽然写的是高层建筑，我想其实是我真正开始认识现代建筑的基础。有意思的是研究生毕业后我几乎没有设计过一个高层建筑，尽管蔡先生当初建议我写高层建筑也有预见未来中国高层建筑大发展的状况，多少也是为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所考虑，但是有关设计合理性的概念其实是超越建筑的类型的，我今天在建筑设计中对结构与设备整合的重视、对即物性的兴趣，都与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和理论基础密切相关。蔡先生在送别我回上海时的一封信中，以老子《道德经》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描述建筑形式的最高境界，惶恐于先生的期待，迄今难以忘怀。

蔡先生一早就被公派出国学习美国建筑师的职业规范，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展开注册建筑师制度及其发展密切关注，也很早就和我讲了建设部即将推广的建筑师事务所制度，部里那时也希望他能带个头，所以蔡先生在1994年退休之后积极创办了广州广厦建筑设计事务所，却因年事渐高，决定去美国和子孙生活，很快事务所关闭。但这也直接促使了我后来与庄慎和陈屹峰创办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至今坚持把建筑师作为一份有理想有担当有责任的职业，不敢退缩，惟不愿辜负蔡先生谆谆教导，也是续先生未竟之事业。

匆匆此文，纪念我的老师蔡德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