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投资补课”并非中西部突围良方

地方债务，火烧连营。

事实上，地方债的蔓延，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投资势头息息相关。

这几年我考察了数十个国内城市，发现中西部地区的主政者，有一个普遍的情绪，认为东部已经完成了崛起，前期已经投资过了，该轮到我们的，凭什么我们不能靠投资?此即“投资补课”论，同样，就国家层面而言，也存在一种“投资补课”论：欧美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们不搞高投资?怎么追赶?

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误区。事实上，东部的发展，并非完全靠投资，从改革开放至今，广东以及浙江的综合投资率，是低于全国水平，而非高于全国水平。

比如广东，改革初期至1994年，投资猛涨，而1995年至2001年，投资放缓，年均增长竟然跌破10%，2002年以后，才重回10%以上，其中2000年广东GDP增速10.5%，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7.9%，出现了投资增长低于GDP增长的现象。

纵观1978年至2012年，广东34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43000亿，GDP总额约为443500亿，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约为32%。全国34年来的投资总额，大约2130000亿， GDP总额约为3970000亿，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约为54%。

由此可知，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水平，远远低于全国，而非高于全国。其内生发展能力极度强劲，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不是说它们以前高投资，现在该轮到中西部。

就国家而言，亦是如此。

欧美国家当下的投资率，大约在20%左右，欧美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标准，但其在最高峰的投资，也比不上中国。欧美与中国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或者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他们是不是在赶超欧美的时候奉行高投资战略?

日本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中期的经济起飞期，平均投资率为33.9%，其中1967 年到1974 的最高峰的八年间，投资率在35%以上，此后逐步下降。韩国在起飞期间，投资率为35%，而当下，日韩的投资率稳定在20%左右。

与我们的穷哥们，金砖四国之间的投资比较也许更有说服力。印度、巴西亦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增长率至少在8%以上，与中国接近，但是，他们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却比中国低多了。仅以2000年至2010年十年为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是0 .48，印度是0 .27，巴西是0 .17，俄罗斯是0 .25，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超过巴西一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比欧美高，也比同样奉行赶超战略的穷哥们高。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平均投资率，超过37%，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而自2003年以来，已经近十年超过了40%。作为后发国家，适度的“投资补课”可以理解，但是绝对不能没有止境，乃至损害内需，戕害经济元气。

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虚妄之火猛烈，一个巨大的假象，即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这种增长效率是非常低的。有些城市虽然增长迅速，但是其背后投资消耗巨大，最典型的就是滨海模式。

更为让人担忧的是，这种依靠高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模式，被全国各个区域和城市仿效。由于中国特有的政治周期，各个地方主政者，面临着迅速做大总量，提高增长速度，以在同僚的竞争中胜出的压力。而培育产业周期漫长，很少有富有远见和耐心的人去做。

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72.1%，比重超过50%以上的省市，占全国省市总数的80%以上，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的投资冲动之中。

当下，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在全国风行。开封，大同，延安，兰州等，遍地开花，始作俑者，后继有人。在宿迁突击成功，升迁到昆明，继续搞，搞上瘾了。上行下效，遂成投机主义者的榜样。

“东亚奇迹”的坍塌，需引起中国警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马来西亚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率长期固定在40%以上，结果造成经济危机，引起长久社会动荡，

弓弦已满，不松则折。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一旦中国步入平原期，要在强国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另辟蹊径。

在去年的全球碳排放排名中，中国名列第一，远远超过其它国家，而在世界前六名中，金砖四国全部入选。中国不仅要与发达国家争夺生存空间，更要与金砖国家争夺生存空间。由此，中国的崛起，急需创新发展模式。这也是我接连两年研发“中国省市发展质量排名”的初衷。

国家大势如此，中西部又如何在东部先行一步的情况下，走和大棋局?

如同中美互补，助力中国崛起一样，未来造就中西部崛起，亦需形成全国的产业协同。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宏大的产业转移，这场产业转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城市内部的均衡，如北京的东扩南进计划;二是同一个经济区内，发达区域向后发区域转移，如珠三角向非珠三角的产业转移，苏北产业转移。三是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如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圈等。而后一个转移，对于奠定中国国内产业格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