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若水：如何对待旧房子

去年12月，英国前球星贝克汉姆耗费5000万英镑，在伦敦皇家肯辛顿-切尔西区最佳地段购买了一座超过800平方米的豪宅。这座豪宅共有5层，内有8间卧室和7间浴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座豪宅建于1864年，至今已有150年历史。

英国报道说：在过去150年中，豪宅的外观都没有改变，但其居住者的变化无声地诉说着社会的变迁。它的第一位主人于19世纪80年代前后入住，是一位成功的约克郡羊毛代理商。20世纪20年代，一位秘鲁外交官居住于此。约10年后，这里成为了单身女士公寓。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位富有的养马人买下这座别墅，并在房屋下面建起了庞大的游泳池。2005年，该别墅被一家位于根西岛的公司购买并闲置多年。去年底，它迎来了新的主人——贝克汉姆。

1999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离任前，也曾花了大约170万美元在纽约市郊买下了一幢三层别墅作为自己卸任后的家。这座别墅也是百年老宅，建于1889年。2000年，希拉里成功竞选为纽约州参议员后，就经常和克林顿在此居住。

从贝克汉姆和克林顿对老宅的珍爱，可看出欧美人对老房子的态度，我们来具体看看。

波士顿比北京看起来更“古老”?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时东陆教授，在对中国多个城市进行考察后，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美国一些城市，比起中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看上去似乎更为“古老”。

其实一座历史名城之所以称其古老，就是因为城里到处可以看到具有鲜明历史色彩的建筑。比如活像一对孪生兄弟的罗马和雅典，它们相邻相依，以保留完好的众多历史古迹所携带的似乎相同又略带区别的凝重古韵，静静地向世人诉说着自己五彩缤纷的文化和历史。在巴塞罗那、巴黎、伦敦、布拉格、伊斯坦布尔等古城，游客也总能强烈地让体味到悠长历史的震撼力。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走在中国一些最为著名的历史古城里，除了被刻意保留的屈指可数的历史古迹外，很难再见到几处上了年代的老宅子或老民居，因而外来旅游者很难通过历史建筑来体味历史。

在年轻的美国，不少并不算古老的城市，也同样可以向游客辐射出相似的诱惑。如在建城还不到400年的波士顿(已经算是美国最为“古老”的城市了)，竟然奇迹般地保留着建城以来大多数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建筑，其中甚至包括400年前刚刚建城之初的一些普通民居。至于1700年代和1800年代建造的房屋和教堂则更是随处可见，而且其中占相当比例的居然还在作为“古朴”、“安全”的民居正常使用着。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城有3000多年，因而历史悠久得多的北京，其历史建筑群落已经不具备整体性、完整性和连续性，而中间不时被现代建筑隔断、分离或混杂。据悉北京城里保留的古建筑也仅仅只有故宫、鼓楼、前门、雍和宫、天坛等寥寥无几的几处。那些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民居(包括胡同)，都已渐渐被新式建筑蚕食。而在中国更多的“新兴”城市里，那些拔地而起的新高楼其建筑风格千篇一律，犹如小孩玩的积木一般单调、死板，虽然挺拔、时尚，但与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似乎缺乏传承，甚至毫不搭界。

网络配图

泰晤士河28座不同时代的桥梁诉说着伦敦的发展史

众所周知，看一个城市究竟是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除了根据文字记载外，更直观的根据则是该城市现存的古迹和带有浓重历史、文化氛围的古老民居，因为它们正是历史的直接记载和城市文明的“活”的见证。所以，历史名城理应保留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建筑。这就是说，不但须保护好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建筑，而且还须保护好近代、次近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其中也应包括典型民居)，这样才能全面、完整、系统地记录和反映该城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属性。

英国人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很出彩。今天，拥有2000年历史的首都伦敦城虽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以及二战时期德军的狂轰滥炸，但游客仍然可以看到众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著名建筑物，其中除了托威尔城堡、圣保罗教堂、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教堂等年岁不一的古迹外，城东南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原址，以及许多世界一流的博物馆、美术馆和世界顶尖大学，都以记录有自己独特历史属性的不同的建筑风格，展示着伦敦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众所周知，绵延300多公里、两岸风景旖旎的泰晤士河是伦敦的母亲河，在漫长岁月里逐步完工的28座建筑风格不同的桥梁(其中包括为纪念威灵顿将军击败拿破仑而命名的滑铁卢大桥，气势最为磅礴的伦敦塔桥和高出水面140米的带有现代元素的行人桥等)，不仅把泰晤士河两岸紧紧连成一片，而且还好似28位饱经沧桑又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世纪老人，向一代接一代的年轻人诉说着伦敦城或远或近的过去故事。

伦敦还曾经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发展，当时大量的新建筑曾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使伦敦从一座乔治风貌的城市转而成为维多利亚特色的城市。不过与此同时，英国人总是不忘有计划地选择保留具备标志意义的原有老建筑，不然今天人们看到的伦敦就不会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感。

济南老火车站拆除的教训

而我国的一些城市的管理者，在做决策时往往忽略一个城市的历史属性而一味地贪新比高求时尚。在20年前，有关领导“力排众议”拆除济南老火车站便是典型一例。该火车站指“津浦铁路济南站”，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转换”期间，是由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的一座典型的德式车站建筑。作为当年亚洲最大的火车站以及世界上唯一的哥特式火车站，它曾进入清华、同济等大学的建筑学教科书，被誉为“远东第一站”。

当时它还与德国人差不多同样时间修建，而且风格类似的胶济铁路火车站相距仅一箭之遥：两者并肩媲美又遥相呼应，在中国大城市中极为罕见。1992年3月起，山东省有关部门不顾众多市民和专家的强烈质疑和反对，仍然坚持予以拆除，并新建了所谓的“现代化新站”取而代之。

据说此前赫尔曼·菲舍尔的儿子曾经每年带领专家来济南对其免费检修，而后看到父亲的作品已经不复存在，便伤心愤怒地离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来过。

有趣的是，前不久有关部门似乎茅塞顿开，又表示将按原有风格重建老火车站，市民们讥讽说： “拆得愚蠢，再建更蠢，一蠢再蠢。”

近些年来，我国不少城市都发生过为一大片新建筑的上马而清除某一历史时期一大片老建筑的“新陈代谢”，其结果很可能就是：代表了那一时代的一批乃至整个建筑群在该城的消失甚至“灭绝”。如前不久，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云南第一高楼——昆明市老工人文化宫已被爆破拆除，“寿命”还不到30年，而在昆明人眼中，此高楼几乎是上一世纪80年代的一种文化标志或象征。要知道，多少昆明人在订婚、结婚、高考中榜、参军、退休、过节以及与远道而来的亲友团聚或团圆等重要时辰，都喜欢在这里游玩、娱乐或照相留念。

无疑，对他们来说，此高楼的不复存在无异于在他们的人生中抽取了宝贵的一个片段，而对城市来说，则更可能意味着对某个历史时期的集体失忆。正如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指出的：城市更新改造采取的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许多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拆除，这对原有形成的城市特色、历史文脉以及自然环境都是损害和破坏。

此外，诸如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辽宁科技馆等也因为种种“现实需要”而被拆除，其实造成的损失不仅在看得见的物质层面上，而且更在看不见的文化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