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惠州为中华民族保护了另一个西湖，保护得也非常好。

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是我国第一次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的政府文件，表明开始了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歷史性转型，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逐渐深化，更加注重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趋势。

究竟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保护有什么区别?

深化文化遗产保护内涵

一是更加注重世代传承性。世代传承性强调，文化遗产的创造、发展和传承是一个歷史过程。每一代人都既要有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又要有承担保护的责任。作为当代人，并不能因为现时的优势而有权独享，甚而随意处置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未来世代同样有权利与歷史和祖先进行情感和理智的交流，吸取智慧和力量。我们应该给未来世代留下更多对享受文化遗产的机会和权力。

二是更加注重公众参与性。公众参与性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专利，而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隻有当地居民倾心地自觉守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这是我们过去工作中司空见惯的情景：某地发现了古代遗址，于是围起来，申请武警站岗。接下来的叁年五载，考古工作者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用小刷子小铲子一点一点剥离地层，小心翼翼地把出土文物灰尘刷掉并拍照绘图。然后送到文物考古研究单位或博物馆。几年之后，所有工作做完了，开始拆除围栏撤掉岗哨，一切归于平静。好像这些都是文物部门专业人士的工作，与老百姓没有关系一样。而实际上，这裡出土的珍贵文物，和附近村民及其祖先有着亲缘、血缘、地缘、法缘、情缘的联系。

而在西安一个考古工地，几名大学生在考古作业，村民则长久守望。考古人员用通俗的语言告诉村民，你们的祖先在这裡创造了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文化。村民得知后就十分高兴，奔走相告，对考古工作也就特别支持。

我这里讲个公众参与性的故事。

2003年，陕西宝鸡的5个农民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的窖藏，他们没有卖给走街串巷的二手文物贩子，而是将信息告诉了政府。文物部门来了以后，在这裡取出27件青铜器，件件都是国宝级。其中有一件青铜器，上面居然有370多个文字记载了西周时期12个王的歷史。这个发现就成了当年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后来这五个农民被邀请到北京为中华世纪坛中国宝鸡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首展剪彩。消息传开后，2003～2006年，宝鸡又出现了11批农民将生产劳动取土发现以青铜器为主的文物主动上交国家的现象。460多件青铜器都是国宝级的。我们就在首都博物馆办了一个陕西宝鸡农民保护文化遗产成果展。

拓展文化遗产保护外延

一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混合遗产”、“文化景观”保护的方向发展。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与所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我国自古以来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崇尚天人合一，形成文化与自然遗产相互交融的重要特性。过去文物保护，保护的是文化要素，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倡导的是保护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文化景观。过去，我们保护泰山，保护的是它的摩崖石刻﹔保护五台山，保护的是它的宗教寺庙﹔保护庐山，保护的是它的近代别墅群﹔保护西湖，保护的是岳庙、灵隐寺古建筑。但是今天，泰山、庐山、峨眉山、嵩山、武夷山、五台山，我们保护其整体的系统，这就是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保护不同的气魄。

二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方面，从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文化遗产并不意味着死气沉沉或者静止不变，它完全可能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和充满生活气息的。许多文化遗产仍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充满生机与活力。过去的文物保护，保护的是古墓、长城这些已经失去塬来功能的古迹。但是文化遗产保护，还要保护那些动态的古迹，比如人们居住的村庄、村落，耕种的农田等等。比如山村古寨、民族村落，人们虽然居住在其中，但是今天都被列入了保护单位。还有龙井茶园、海南洋浦的古盐田、河北一片枣树林子都列入了保护单位。袁隆平院士听说植物也能列入保护单位，就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问他做了37年杂交水稻的田能不能列入保护单位。后来，37年的试验田和保存完整的农具都被列入了全国文化重点保护单位。

叁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空间尺度方面，从重视文化遗产“点”、“面”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大型文化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已经从单个文物点，或古建筑群、歷史文化街区、村镇，扩大到空间范围更加广阔的 “大遗址群”、“文化线路”、“系列遗产”等。过去文物保护，是保护一桥一塔，后来扩大保护古建筑群，保护歷史文化村庄、歷史文化村镇、歷史文化名城等，尺度逐渐放大。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尺度更大，保护包括“文化线路”、“系列遗产”等。我国有很多文化线路，其中，18个省、直辖市，35个城市正在联合进行大运河保护行动。还有连接着大半个地球97个国家的丝绸之路，连接云南、四川、西藏、贵州、重庆、甘肃和青海的茶马古道等。

四是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间尺度方面，从重视“古代文物”、“近代史迹”的保护，向同时重视“20世纪遗产”、“当代遗产”的保护方向发展。当前，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急剧变化，如不及时对现代文化遗存加以发掘和保护，我们很可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忘却昨天的这段歷史。比如，上世纪二叁十年代的农民协会的牌子，现在博物馆就保留了70多块。然而人民公社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想保存人民公社的记忆时候，全国上下隻找到了两块人民公社的牌子。所以当代文化遗产消失得更快。

五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质方面，从重视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反映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对“乡土建筑”、“工业遗产”、“老字号遗产”的保护。这些过去被认为是普通的、大众的而不被重视，但是它们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过去文物保护，重视保护寺庙、宫廷建筑等纪念性建筑。但是文化遗产保护，还要重视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老百姓过去生活的房子、工作的场所、购物的环境、乡土建筑、工业遗产、老字号遗产等，这些在过去是不被重视的，但是它们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写过一个提案，建议保护北京的首钢塬址，建成中国钢铁工业博物馆。

六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态方面，从重视“物质要素”的文化遗产保护，向同时重视由“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形成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分只是其文化的载体不同，二者所反映的文化元素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因此，必然是相互融合，互为表裡。今天，羌族的羌笛、黎族的黎锦、哈尼族的耕作技术、傣族的泼水节、汉族的过年习俗等等都列入了保护。

结语

为什么要提出“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并不是认为现代化城市不应该重视城市功能，反而，城市必须不断努力满足全体市民的各种功能需求。但是，城市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经济积累以及建设数量的增长，更要关注文化的发展。城市不仅具有功能，而且应该拥有文化。

为什么要提出“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并不是简单的词语转换，而是在塬有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从古物—文物—文化遗产，反映出人类认识由注重物质财富，向注重文化内涵、再向注重精神领域的不断进步。与文物的概念相比，文化遗产的概念更为宽广、更为综合、更为深刻。

来到惠州的时间不长，但是印象很深刻。吃早饭的时候，看到窗外的风景，感慨良多。惠州西湖的美丽和惠州城市蓬勃发展的态势，让我觉得，惠州申报国家歷史文化名城大有可为。关键还是要深入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将其融入市民生活之中，激发出人们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形成全社会的共识。总之，把现代化建设和祖先的文化创造有机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成功。

个人简介

单霁翔，高级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早在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从事关于歷史性城市与歷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工作。回国以后，歷任北京市规划局副局长，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2012年1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为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 “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出版专着《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等十余部，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