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造城运动的两种不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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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轰轰烈烈造城运动的，是国内对于新城的质疑，对于部分城市沦为“鬼城”的忧虑。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大建新城，一方面迅速改变了一些城市的面貌，一方面亦催生了所谓“鬼城”的出现。鄂尔多斯康巴什，俨然成为新城变“鬼城”的象征。事实上，在国内，“鬼城”绝非只在一个鄂尔多斯。大造新城的城市，近年纷纷涌现，多不胜数。

在目前国内呼声比较高的“鬼城”中，多数都是新城，不过，什么样的新城将成为“鬼城”，什么样的新城，将是未来之城?如何判断一个新城未来的命运?这是一个难题。

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城市地位

命运交错，正如海波沉浮。

城市的命运与地位，一直都是动态的。所谓废墟，就是古代的名城。繁华的楼兰，显赫的殷墟，光荣的庞贝古城，如苍茫的邙山，荣耀长眠地下。而当下一些名城，不过是古代的偏角之地。天津在明朝永乐皇帝时代之前，不过是一个小渡口，深圳在改革开放前夕，也不过是一扁渔村，甚至整个美国，在1500年左右，都是一个落后于当世的化外之地。

新城大兴之风，一个隐秘的原因，是部分城市的预期，希望能够成为未来之城。城镇化战略的近年的兴起，更是加强了这个预期，希望从偏角之地，成为繁华的都市。

本次的城镇化战略规划中，中央初步划定了32个城市群，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等11个建成的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兰州城市群，太原城市群、黔中城市群等14个正在建成的城市群，豫皖城市群、鄂豫城市群等7个潜在城市群。仔细盘点之后，基本可以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会在某一个城市群中，这种模糊的机会，犹如兴奋剂一样，为那些雄心勃勃乃是野心勃勃的城市打气站台。

谁会是未来的幸运儿?一个城市的兴起与衰落，均需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结果在未来，赌注却需要下在当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很多城市，造新城的决心之大，令人震惊，其新城的造价，往往是全市财政收入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几乎是倾全市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力。

本次造城运动中争议巨大的兰州，其耗资达千亿之巨，2012年，兰州财政收入大约为400亿，考虑到兰州每年还有其他支出，其可供安排的财力更少，如果不考虑举债，一个新城，几乎要耗尽其未来将近十年以上的可安排财力。

但是，兰州似乎也有自己的理由，兰州的赌注是，未来十年乃至更久，兰州仍然是一个位于西北的三线城市，还是跃升为中国国内的重要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果是前者，则兰州新城沦为鬼城必然无疑，如果是后者，今日的新区大跃进，在未来则将被视为富有远见。

郑州新区亦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原城市群被寄托了带动中部崛起的重任。未来时代，随着中国外贸立国战略的改变，内需立国时势所趋。一旦中国的市场转移到大陆而非海外，则郑州必成内陆市场枢纽，若美国之芝加哥，必然崛起为国内特大城市。

郑州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地位的提升，可谓大势所趋。在此情况下，郑东新区目前虽然投入巨大，且产业和人口亦不足，但是，一旦中部崛起和中国内需立国成为现实，则十年左右，郑州即可消化郑东新区，没有产业可引进产业，没有人口也不是问题，一个国家经济重镇，必然要吸引大批人口。

被市场与权力所影响的城市

正如三中全会将中国的产业体系描绘为一种混合体系一样，其实整个中国就是一个混合体制，既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也比较明显。

无论是我的前辈，已故的张培刚先生，还是当世炙手可热的林毅夫，无论是发展经济学，还是所谓的新结构主义，都鼓吹一种强政府，强市场的模式，这正是官方所推崇的中国模式的精髓。这种模式，与自由派所推崇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权力与市场的交替影响，使中国的城市命运，沉浮不定。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有一大批城市因重工业而兴，当时一个是国家搞工业赶超，另外就是备战，所以在一些三线城市，内陆地区筹建了一批工业重镇，而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城市逐步衰落。曾经有一个“中国十大衰落城市”的排名，虽然有一些主观色彩，标准也不明确，但是基本反映了这种情况。其中如长春，武汉，哈尔冰等，都或多或少的表现出权力变幻的“时代弃儿”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