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北京从蓝图到现实的距离还有多远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吴唯佳

“梁陈方案”一语成谶

从梁思成到吴良镛、吴唯佳再到他们的后辈学子，这些城市规划专业一脉相承的学者们，见证了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百年变迁史。

纵观北京城市规划的变迁，让吴唯佳感到无奈的是反复犯同样的错误，“规划建设的问题也好，城市化也好，有很多定论的事。但现在还有人非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偏要逆着来，结果绕了一圈后发现错了，又回来了。”

梁思成与陈占祥在上世纪50年代所作的规划，即“梁陈方案”的命运，是北京城市规划“走弯路”的起点。

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就预言了北京的“城市病”。

梁思成遗孀林洙女士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思成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拥堵、工业污染、人口膨胀。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梁思成所说的“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指他在1950年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与梁思成合作的陈占祥，是英国享有盛誉的城市规划工程师，师从阿伯克隆比爵士。当时的英国正在被后工业化城市所伴随的诸多城市问题困扰，交通堵塞、人口拥堵、贫民窟、环境污染让伦敦不堪重负。阿伯克隆比爵士针对这些问题做了“大伦敦城市规划”，陈占祥作为其学生也参与其中，并由于在该项目的突出表现，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员。“大伦敦”规划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变城市“单中心”为“多中心”。

“梁陈方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整体保护和疏散旧城压力的角度出发，建议把中央人民政府---中南海，从北京的中心迁出去，保留旧城中心区为历史文化区。在北京的西郊，即公主坟以东，阜成门以西，当时还是农田的地方，建立中央人民政府。

林洙对本刊记者说，“思成当时的规划认为，中南海应该成为人民的绿化地带，而不是中央机构。钓鱼台也应组织为新的绿地公园。选址城外，避免了在城中心建立中央政府所要引起的大量拆迁，包括对古建筑、古城的破坏。而且中南海位于城市中心，发展空间十分有限。一个中央政府要成立，有各种部委，中南海那么小，没法建。”

另一方面，“梁陈方案”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形成“多中心”，每个区域有自己完善的工作、生活体系，防止跨区域交通带来的集中拥堵。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保峰将“梁陈方案”比喻为“在一大片绿地上撒上几颗石头---石头就是城区，城区之间全是绿化，石头的间距大于石头本身，这样的城市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用轨道交通把它们串联起来，区域间的交往也会非常快捷。关键是城市的品质会很好。”李保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梁思成对北京的定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非“工业生产中心”。他觉得北京应该像华盛顿和巴黎一样，把中心老城区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且在几十里的古城墙上辟建环城公园，这样市民们可以随意在城墙上散步，鸟瞰这座雄伟的都城。

1949年，在“梁陈方案”争论最盛的时候，苏联专家提出了支持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论证，论据之一是借鉴莫斯科的经验，要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中央最后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

陈占祥和梁思成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14年，两人未曾相见。据林洙回忆，一直真诚接受批判、反思自己“资产阶级观点”的梁思成，至死都没有意识到建筑界的“姓资姓社”问题，“思成也认为自己的建筑思想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但他说如果他从头再学一遍建筑，还是会得出同样的结果，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上个世纪60年代，莫斯科修改了城市规划方案，在旧城区外设立多个配套功能齐备的卫星城，曾经被北京城市规划效仿的莫斯科从“单中心”城市转变为了“多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