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文英：谨防京津冀一体化引致“两极化”

一个值得警惕的事实是，如果将我国目前的贫困县、生态脆弱区、水源保护区和生态敏感区分布图叠加，京津冀地区是少有的四重耦合区域。这意味着，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一些原有政策的惯性作用和市场力量驱动下，如果制度安排不及时、不合理，制订的措施不全面、不到位，地方政府行政能力不足，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初期阶段，有些地区特别是部分农村地区、有的阶层或群体就有可能“未得其益先首其害”。

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前五至十年时间内，部分地区间、阶层间的差距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换言之，由于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制度设计安排的缺陷等原因，一体化可能会发生极化效应、马太效应。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脏的更脏，恶性的循环往复。

“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极化效应：成因与动因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难免受到多方力量的作用和正负能量的影响，使一体化变成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可能会使京津冀业已存在的各种差距放大，出现极化效应，甚至会呈现贫富两极化态势。这样基本判断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传统政策与“特权”惯性使然。解放以来，在京津冀发展问题上，我们国家基本上遵循“保障首都，服务首都”的理念，政策上也对北京实行倾斜，其结果是产业发展、资源供应、环境保护等都优先考虑北京。

天津、河北，尤其是作为最弱势的行政区域的河北，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加上京津冀三个行政区划中，河北的行政配置级别事实上低于京、津，在资源配置和行政协调的关系上更是处于从属地位。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对等，严重地影响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协调。

以水资源为例，河北的土地、水、环境，交通市政等综合承载力脆弱，其中，土地短缺集约度低，同时沙化现象明显，水资源缺口为27亿立方米，每年都需要超采地下水来解决生产生活用水。

然而，即使在人均水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仅2008年-2012年，河北向北京应急供水总量就超过10亿立方米。承德至天津的“引滦入津”工程，每年为天津提供的水资源总量超过5亿立方米。

虽然京津两市都对调水给予补贴，但这些补贴远远不能弥补河北因此付出的经济和环境代价。优先保障北京、服务北京的政策和因政策形成的观念，以及北京所具有的政治上的“特权”和资源配置优先权，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性改变，甚至在一体化化进程中还会继续“发作”。北京对津冀地区，特别是河北地区的虹吸作用短期内不会减弱。随着交通通达性的提高，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善以及因此带来的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京津之对于河北的虹吸作用仍将大大超过其辐射效应。

便利交通助力虹吸效应。要致富先修路，这是社会的共识。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交通一体化是优先选项。从长远来看，交通便利性的提高无疑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而深刻的促进作用。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发现这样的现象，在一定时间段内，交通便利性的提高，某种程度上会增强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除了吸引优质资源，也“吸走”周围地区的商业机会、民生生意，从而会对贫困地区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就京津冀这个话题来说，交通一体化程度越高，可能会冲击部分地区的商业经营状况和资源配置。调查发现，北京-天津城际铁路开通后，由于津冀地区的人，尤其是较富裕阶层，更愿意到北京购物，天津、河北各城市原来的许多世界品牌专营都面临威胁，甚至出现转行、关门现象;一些大型超市和批发市场的生意也大受影响。

此外，津冀地区一些研究机构、高校甚至企业的高端人才，在家庭无法迁移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调到北京工作，过上早出晚归或“周末夫妻”生活。这些现象可能是暂时性的，但由于因此造成的人才流失、商业机会和收益的减少、失业人员的增加等，都会对相关地区、有关行业及以此为谋生手段的从业人员的生活带来不可忽视的不利影响。

劳动力流向改变财富空间版图。寻找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谋求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追求更好的福利与更安逸的工作生活环境，是人之常情，也是大多数人的梦想。相对于河北而言，京津两市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更多，个人发展空间更广，同时两市的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更优质，文化活动也更为丰富。加之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河北的劳动力流向基本以京津两市为主，其中60%以上又是流向北京。

在流向京津的劳动力中，既有来自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体力劳动者，也有来自河北主要城市的高端人才。与此同时，天津方面，每年也有不少人千方百计地调入北京。笔者从访谈中获知，天津社会科学院每年都会有3、4位或更多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才调进京。

劳动力的大流量迁移，一方面影响广大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流动等于财富的转移。天津、河北两地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特别是高素质的劳动人才的流失，将会削弱天津、河北的生产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影响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后劲和可持续力，从影响京津冀区域的财富累积空间版图。

市场力量引致资源集聚。市场不再仅是一个简单的交换场所，也不仅是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模式，而是一种社会组织和经济协调机制。甚至，市场成了某种“隐蔽的上帝”(弗里德曼，1998)。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资源的配置。在市场无形之手的指挥下，各种资源通过参与市场交换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按照市场价格信号反映的供求比例流向最有利的部门和地区。

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人才高地、科技高地、资金高地和优质公共资源的集中地，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天然地具有吸纳更多资源的能力，也是各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最大化地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之地。这是对河北乃至天津的包括人才在内的优势资源涌进北京的最好动因解释。

也正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企业，可以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和市场供求信息，按趋利原则来决定在哪里“安营扎寨”，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等生产经营活动。

市场能使资源集聚，因而引致企业的集中。比如，我国的中央企业就是高度集中于北京，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中国大陆入选87家企业，其中48家企业的总部落户北京，占55.17%。这种非常明显的总部经济优势，使得北京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了极其有利的地位，从而资源集中化程度更高，“马太效应”更为突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京津冀之间的发展差距。

政策不配套引致差距拉大。地方政府是地方经济社会活动的组织者、监督者和协调者，也是消除历史惯性与市场力量负能量的主要影响者。政府的行政能力直接影响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质量。政府行政能力不足或政策失当，会固化甚至拉大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

就京津冀而言，随着一体化进程加快，除了交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环境防治一体化，还应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一体化。这意味着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和每一个政府行为，都不是单纯而孤立的，因而也就不能是仓促的、片面的。

据报道，河北省2013年11月和2014年2月开展了两次大规模集中淘汰落后产能行动，涉及数万下岗工人。记者在河北鹿泉、平山和武安等市县调查发现，下岗工人生活艰难，甚至重新陷入贫困状态。

据悉，两次共拆除企业24家，涉及水泥厂职工和运输、编织、机械、服务等相关产业2万多人。这两次拆除和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工人基本都是农民工，多数没有入社保，年龄多在四五十岁。失业后，几乎没有收入来源。这样的拆除和淘汰，倒下的不仅仅是厂房、烟囱，可能还有地方的GDP和政绩。更为严峻的是，同时也砸掉了工人们的饭碗，拆掉了他们全家的生计。伴随着烟尘消散的，可能还有他们一家的希望。

根据河北方面规划，到2017年，河北省要完成6000万吨钢铁压减任务，其中将涉及60多万直接或间接的从业人员需要妥善安置。当然，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实现京津冀区域污染治理和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对落后产能的拆除和淘汰政策是必要的。只是，笔者认为，在拆除和淘汰政策出台之际，是不是应该充分考虑几万、几十万人的后顾之忧问题，最起码要考虑到他们养家糊口的最现实问题。一句话，环境污染治理和拆除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应该配套于基本社会保障政策和再就业安排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