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建筑不能以政治正确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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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建筑师朱涛处于风口浪尖。他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因将梁思成“拉下神坛”，引起很大争议。很多人知道梁思成，因为林徽因，也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参与了北京城的改造。

在一些时期，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从来不是简单的艺术或工程，而往往是意志的产物，意志的符号。

“建筑的政治性为什么那么强?原因很简单，建筑需要太多的钱。从相当程度上来说，建筑项目的修建，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怎么调配资源。你把钱集中在少数地标性的建筑上，就忽略了另一系列基础设施。”朱涛说。

我们不妨从61年前刚刚回国的梁思成说起，看看中国的公共建筑领域发生了什么，及其背后的影响建筑面貌的政治经济学线索。

“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

在政治的约束之下，建筑风格总是随政策而变动。

上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参仿苏联，建筑也不例外。如1952年开始建造的“苏联展览馆”(现更名为“北京展览馆”)，采用俄罗斯民族的传统风格。中央大厅正面高悬苏联国徽，其上耸立着87米高的镏金塔，塔尖安装巨大的红色五角星。

1953年，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访苏归国。他认为，是否包含民族形式，是阶级立场问题。建筑，应以民族特性的形式与“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展开斗争—在斯大林倡导“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方针之前，还从未有人察觉方正的平顶屋是帝国主义建筑的代表。

“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前进。”梁思成说。

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建筑在全国迅速铺开。铺设着琉璃瓦、以斗拱和飞檐形式示人的大屋顶，是“民族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类，它看上去雄伟壮观，适于新政权表达正统感与民族自豪。

1954年底，斯大林的建筑方针被新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否定。从1955年开始，曾与资产阶级意识进行斗争的“大屋顶”，也变成奢侈浪费的典型。

当年的《人民日报》认为，建造者们正在拿封建时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官方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这是对“民族形式”建筑的定性。

建筑的“革命”隐喻和象征

3年之后，十项国庆工程全线启动，并在一年之内悉数完工。其中，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与英雄纪念碑，奠定了今日天安门广场乃至北京的气质与格局。

大会堂选定的是一个西方古典廊柱式方案，面积超出原定的两倍还多。周恩来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要“大而有当”。天安门广场也要大。毛泽东认为，要庄严宏伟，要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在决定建筑审美之外，还造就了大批真正的政治性建筑—形成“革命”的隐喻和象征。

如广东展览馆，塔楼的塔顶、庭院路灯的灯罩以及铁围栏上，到处使用了火把图案，表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长沙火车站钟塔顶尖的火炬朝向，飘向哪方都不妥当：向西，是“倒向西方”，向东，则是“西风压倒东风”，最终决定，向上。

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句号。纪念堂平面布局严谨而对称，有强烈的中心感。底部的台阶，选用了红军长征时经过大渡河边的四川石棉县红色花岗岩，象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向北京看齐向世界一流看齐

改革开放后，对建筑的刚性政治要求被撤销。但一些领导的个人意愿，仍成为城市形态变迁的重要力量。他们都喜欢什么呢?一个简单的思维是，模仿北京。

比如宁夏银川市的古代建筑“南城楼”，在翻修之后变成了“天安门”。“天安门”还出现在了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河南夏邑曹集乡、华西村以及重庆市忠县的黄金镇。

“鸟巢”、长安街两端的彩灯、曾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族团结柱”，也在多地出现。

这些粗糙的模仿集中于县乡两级，一些级别更高的领导们则另有偏好—比如大、高。

“1990年代流行玻璃幕墙，那是改革开放的代表。2000年前后，政府开始喜欢新奇和世界一流。”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谭烈飞觉得，如今，在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以及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鸟巢”之后，至少在北京，建筑已开始趋于冷静。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建筑审美的更迭仍在继续。现在，就连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也越来越尴尬了。“(政府)恨不能炸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匡晓明说。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惟一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国际五星级宾馆，它可是广州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