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建筑不能以政治正确为标准

建筑巨变30年

2011年9月10日，朱涛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参加“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时，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建筑学：1978-2010”为题，分析了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建筑的巨变。

他认为，中国建筑师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出对现代性不同的象征性的表达，在90年代出现建筑专业本体语言的觉醒，到200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社会参与意识增强的态势。

1978年 香山饭店：

老百姓对现代性的想象

社会巨变，影响老百姓对现代性的想象是一批很实在的东西—涉外宾馆。

如北京的香山饭店，它在两个层次把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现代建筑扭结在一起，一个是高端的涉外酒店的层次，上等人现代的生活方式，另外是当时建筑界争论的中心议题—我们走民族形式还是现代主义，到底是毫无保留拥抱现代建筑，还是探索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表达?

1980年代 松江方塔园：

现代主义和民族文化

没那么大矛盾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创办者冯纪忠先生，在上海松江县设计了一个公园—松江方塔园。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王澍断言，方塔园可能成为中国建筑的一把尺子，无论谁撰写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建筑史，方塔园都无法绕过。

冯纪忠提到，他要传达宋代的神韵。第一就是松江方塔园的塔是宋朝的;第二，宋朝的美学比较舒展，跟明清园林的雕琢、堆砌不一样，可以顺理成章把现代美学吸收进来;第三个层次，宋代是宽松的时代，鼓励个性。

冯纪忠把朴素的现代美学、80年代的文化气氛和自己的美学放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房子。它的一个影响是，现代主义和民族文化没那么大矛盾。

1990年代：在中国“随便做”

1990年代末，国际建筑师开始涌入中国。1999年国家大剧院中标是戏剧性的瞬间。修香山饭店，本来想请贝聿铭在长安街修20到30层的宾馆，但他说不行，一定要控制高层，做现代化实验不要破坏古城。

而这批设计师就不一样了，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一个狂野的设计，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就是开放，随便做，冒险家的乐园。

新世纪：新的民族形式实现

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一期和二期，话语集中在中国园林文化上。他的策略是不管房子有多少，顺着基地部署，甚至一些农田和山都保留，把每一座房子当一个单体来设计。最后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结局，基本是欧洲街区，沿周边布置街区，但是建筑师和批评家们一定要把它引回古典园林。

2000年以后，一种新的民族形式实现了，远远超过梁思成他们那一代和80年代人的想象。第一，政府可以集中所有的资源、人力保证大项目的实现。第二，大建筑不光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可以在小县城。第三，民族主义的热情，做大的建筑才能匹配。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暴露了一批豆腐渣工程，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大地震也唤醒了中国建筑师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社会意识，比如成都的刘家琨做了一个小房子，是纪念普通民众的博物馆，不是纪念民族伟人的。他有一句话，叫珍惜普通的生命是民族振兴的基础。这个思想跟以前的、国家式的建筑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