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琮然：地域性与想象力，是并存的

台湾建筑师 林琮然

米兰三年展是意大利设计界重要的盛世，今年在达·芬奇科技博物馆场馆上，有一组带有强烈实验属性的空间装置作品无疑是设计展中少有的东方元素。作品的设计者名为“心+学社”，是12位在上海发展的台湾建筑师，他们之中有一些很早就进入大陆，初时被贴着“港澳台”的标签，不得不做一些高大洋气的东西，时过境迁，也希望将自己本心中东方元素展示出来。12个“冥想空间”就是他们交出的第一份“作业”。

来大陆寻求机会的台湾建筑师与内地是不是有过同样的困惑?学社成员之一、台湾建筑师林琮然的回答也许能找到一点解答。

现在的大陆就像十几年前的台湾

林琮然12年在上海深耕，从产品、展览、室内设计、园区规划到城市建筑，一点点踏实地在上海这片土地扎稳脚跟。这个月底，他还将作为参展建筑师参加两年一度的行业盛会——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林琮然父母均为知识分子，年少时全家搬至“眷村”改建的国宅，生活的经历给他带来“自由无拘”之外的文化冲击。19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用林琮然的话来说那个时候台北的建筑就像“发酵的面包”从瞬间膨胀生长出来。目前台湾品尝着这苦果，“那批丑建筑的原因是，当时的建筑师处于商业运作、大量复制而非用心设计。我想大陆现在也正好到了和那时台湾一样的行业高峰期，可以预见，在十年之内所谓的明星产业就会陷入低迷。”

资本市场火热的时期，都市化的进程建筑师得到同开发商共同成长的机会，那是最好的时代。可是当城市空间对于新建筑不再有丰盛的需求时，建筑师该怎么办?在2000年时被称作“台湾新生代”的一批建筑师就展现了完全不同于前辈的做法。黄声远就在宜兰以一个农夫的心态实践着他的建筑理念，推动了诸如兰城新月、宜兰河、罗东新林场等都市改造计划。也有更多的建筑师转向室内设计领域，带动台湾美学的简约风。

学生时期的林琮然和他的同辈人意识到，不能只会做建筑，要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毕业后到出国前的一年里，他去建筑事务所实习、去台北迪化街卖年货、去当救生教练、甚至为五月天做MV的美术指导，这种大量“跨界”当然有个性使然的部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代台湾建筑系学生对于自身行业的危机感。

留学后回到台湾不久，文化创意产业开始在台湾呈现上升趋势，也被政府列为政策执行。台湾有许多的烟酒公卖局，因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些仓库空间就被释放出来，政府希望在里面做展览、开展活动来活化空间，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就是很好的一例。他这样总结台湾建筑界的生态：第一代建筑师占据了社会最好的资源，做了大量建筑，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第二代建筑师也就是台湾新生代，一方面在学校里兼职，发表对社会的评判，另一方面则运行自己的工作室，有些回归乡村，有些转向室内设计发展;到了第三代建筑师，许多人开始朝产品设计、文化创意方面进行尝试和实践。“我作为第三代回国的建筑师，认识到在本土做建筑是很遥远的事情，所以就同步做着展览、室内设计，或是开始参与国外建筑项目的比稿。”林琮然说。

在土地中寻找知识的感受力

从台湾到上海做的第一个案子是在世博时期，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确实产生了想要参与“时代巨流转变”的念想。大陆的实践经验则让林琮然迅速参与到建筑落地的项目里。两年前，他接到一个预备上市的家装企业要做产业园区设计，邀请阔合作为总建筑师规划10万平方米的土地。由于项目是自主投入，非一般房地产开发，业主有着更大的理想，阔合协同七家全球顶级建筑事务所，形成以关怀设计师的建筑聚落，未来这将提供免费入住体验作为创作的交换的场所。作为总建筑师的林琮然带领团队等同于策划了一个建筑博览会。“在台湾，我不可能遇到这样的资本市场火热的时代。”林琮然说。

追逐着资本以实现自己的建筑抱负，这难道不是当下人们在批评大陆这片“热土”沦为外国建筑师“试验田”时最常见的诟病吗?以李祖原为代表的那一代台湾建筑师的建造物，其实也一直在大陆面临着很大的争议。对此，林琮然的回答是，建筑是个很传统的行业，先有需求才会有创作。改革开放到现在，从大家摸着石头过河，粗制滥造地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到有建筑师开始反思做一些他们认为正确的尝试，之后也诞生过像王澍这样的关怀传统的建筑师，这一个个风头过去后，行业正在渐渐慢下来。对他自己来说，设计一定会考虑到文化的养分问题，“我无法逃离地域性去思考任何传统文化的问题，同时也无法停止积极创新去想像未来，这都是并存的。”

用“冥想空间”来进行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很具有东方传统意蕴的“命题作文”，而台湾又常常是被认为更完整地在当代保留了东方文化根源的地方。“在眷村时，周围的人总在描述各自的上海记忆或是南京记忆，到我长大时去到南京和上海，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大光明剧场与我想象中的尺度完全不同，老南京的梧桐比想象的更大。过去老人口中的辉煌只停留在历史中，无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