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探求古建筑文化与经济价值双赢路

这边，许多古建筑遭强拆或者残破不堪、亟待抢救维修；而另一边，百年古刹变身会所、名人故居开豪华餐厅的消息也屡见报端。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为何会走向两个“极端”？我们到底该如何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究竟如何合理保护和利用好老建筑？

改造后的苏州平江客栈

反省：“利用不够”和“利用不当”

近年来，各地对于建筑遗产的重要意义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很多地方拿出专门经费用于建筑遗产的保护与修缮，但是由于思想上存在着把“建筑”当“文物”来对待的认识误区，虽然保护了一批建筑遗产，却往往因为没有考虑使用问题，陷入了“维修-空置-衰败-再维修”的怪圈，专家们将这种没有兼顾利用的保护方式称为“冻结式保护”。

与那些肆意侵害建筑遗产的行为相比，“冻结式保护”所带来的危害并不明显，很多人还误将此种行为当做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对于这种“冻结式保护”的怪圈，专家呼吁，“要更加引发人们的重视和反思”。

而针对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历史建筑变会所、名人故居“被开发”等现象，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直言：“这不是利用，是破坏。”励小捷坦陈，目前中国一些地方在处理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时存在偏差。这其中就包括在文物开发利用中着重经济效益、忽视其文化与教育功能，属于典型的“利用不当”。

出路：从可持续出发，从道德出发

社会发展讲求可持续，老建筑保护也要讲“可持续”。建筑，归根结底还是用来供人居住使用的，它不像其他文物那样易碎，且不可修复；相反，许多建筑遗产却越使用越能够带来生机和活力，比大门紧闭式的保护效果反而要好得多。从欧美国家看，许多世界闻名的建筑遗产现在都在使用，并且效果良好。

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建筑系副教授阎亚宁认为，再利用是重要手段，而其目的在于保存并延续建筑遗产的价值，一个成功的“再利用”不会减损建筑本身的任何重要价值，而是在利用的过程中使其得到适当的展示。

那么，对一座老建筑究竟如何利用、何种形式的利用才是合理利用？对此，励小捷提出，建筑遗产的再利用必须在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上进行，将保护和利用有机结合起来。

具体来说，一是凡能够用于文化展示的就不用于商业目的，凡能够坚持公益性的就不搞经营；二是需要和有条件进行产业开发的，优先安排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三是适合商业用途如餐馆、旅店的，也要注意突出建筑遗产的历史、地域价值与特色，在内容与形式上彰显建筑遗产的文化元素；四是无论何种利用形式，在内容上都不能违背公民教育的准则和社会道德的底线。

探索：建筑遗产的“再激活”

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建筑遗产再利用方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其过程的复杂性。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周俭认为，某个建筑遗产如果谈到“再利用”，往往其原有的使用功能已经消失或衰退，或者现有使用功能会对建筑遗产的保护产生负面影响，此时就很有必要提出“再利用”需求。“什么样的‘再利用’才有利于保护，这里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某个成功的案例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但是并不一定可以推广使用，所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因地制宜。”

那么，我们中国的两岸四地是如何保护和利用我们的古建筑的呢？

香港：政府参与，“活化”古建筑

对于古建保护的原则，香港特区政府在政策制定之初便提出了“活化”的概念。特区政府官员林郑月娥说，“活化”就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的生命、新的用途。强调以创新的方法予以善用，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

香港“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从2008年开始，已实施三期，令12个项目旧建筑“老树发新枝”，包括闹市区的“雷生春”、位于离岛的“大澳文物酒店”。前者曾是雷氏家族跌打药店，现在被香港浸会大学活化为大学中医药学院雷生春堂，为市民提供中医医疗保健服务；后者由废弃的旧大澳警署活化成文物酒店。

“在保护建筑物承载的历史文化的同时实现经济，保育与发展三轨并行。”香港活化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委员林筱鲁指出，委员会评审时主要考虑项目新用途是否与原来用途匹配，以及项目对公众的开放程度。活化的历史建筑由非牟利的社会企业进行经营，政府担任支援和监察角色，运营单位须在开业2年后能达到自负盈亏，政府则提供不高于500万港元上限的拨款。

林郑月娥认为，政府必须重视文物历史和民众要求。“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维持城市发展和文物保育的平衡。”她说，在制定和落实建筑文物保育政策时，要兼顾几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公众的利益；其次是尊重私人产权；再者要考虑政府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