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与延续——建筑的地域性表达

单静美：

我们当时在内蒙做的元朝风格的建筑，也是结合了当地的地域，我们知道当地人不想要一个当地的建筑，而想要一个现代的建筑，他们觉得欧式风格的建筑才能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甲方想要一个现代建筑，最好是欧式建筑，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通过讲故事，讲成吉思汗当年率兵一直打到欧洲，把欧洲的文化带来，做了欧洲的建筑，因此拿下了项目。

通过这件事我想说明，作为建筑师不能离开甲方的需求，不能离开市场，怎么让人接受你的设计，这才是设计师要考虑的。建筑师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你可能设计了两个月人家一个上午就把你否了，这是很痛苦的。很多建筑师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中沦落为匠人。项目中标之后，那个设计其实已经不是你当初设计的那个作品了。

现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到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阶段，设计单位要求生存，如果不能生存，还妄谈什么艺术？因此，就得先做一些面包工程，先把人养活了。我的前提是，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我们才有时间坐在这里来研究这个话题，如果经济形势大好，那从上到下都在加班呢，哪有功夫来参加沙龙。

实际上我想说的就是设计师怎么讲故事。上次我们在榆林做的一个项目，也是把玲珑塔的故事结合进去。大家都怎么做，主要是看怎么使故事不牵强，这点建筑师都要好好学一学历史、语文，一个好的建筑师在那时都会觉得太难了。而且，市场上的多数人还不尊重建筑师，反而民国时期特别尊重知识分子，一个教授养一家人，现在一个建筑师养不了一家人。

在市场环境下，我们首先要谈的是怎么节约成本，像今年这样的行情，很多公司都在裁员，设计公司不可能独立于市场。 

胡罡：

我看话题里还有一个是谈论万达设计的。 

单静美：

全国的万达建筑都很相似，北京的万达和南京的万达一样，它跟本土的文化不挂钩，而是与万达文化挂钩。 

畅言网编辑：

单总有所不知，万达的建筑也有不一样的，我们的丑陋建筑就有评选过，安徽的万达广场，设计得就像当地的凤阳花鼓。 

关飞：

厦门的万达有一个巨大的坡屋顶，也很难看。 

畅言网编辑：

可能一味地追求地方文化，也有一点过犹不及。

关飞：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很多都是政府决策的结果。今年年初我们在帮延庆的万达做立面改造。万达有自己的设计院，他们有一个平面系统，一块地的尺寸出来后，马上转化为进深多少，尺寸多少，设计院就开始画图，只要按照规章流程做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设计。为什么会请到我们呢，就是因为新政策出台以后，北京万达分公司在北京没有拿到一个项目，在做延庆项目时，延庆规划局说他们的立面设计不符合当地的风貌，尺度过大，为此，万达做了十几个版本的设计，没有一个版本通过。后来他们请崔总帮忙，把一个大立面改成无数个街区式的小立面，因为延庆当地的建筑尺度都不大，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建筑不合适，并且由我们来做汇报，最终才使项目获得通过。现在万达也感觉挺吃力的，特别是在北京，规划局通不过就拿不到地。在其他地方则非常吃香，可以给当地增加税收，在北京则不是这样。

厦门万达为什么改成坡屋顶呢？就是因为厦门的规划局说你要进厦门就要符合集美区的嘉庚风格，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红屋顶的万达，那么大的尺度就一个屋顶，很难看。 

李峰：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大茶壶建筑，要是把它缩小了就是一个茶壶，怎么会这样呢。 

关飞：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钉子塔，其实是2006年时以奥运演播塔的形式中标的，但临近2008年的时候，分管这个项目的副市长换掉了，再加上工期很紧，塔高将近250米，难度也很大，最后建议不要盖了，换一个矮一点的，所以才有了后面的玲珑塔，那个是崔总设计的，像一层一层灯笼一样，比较轻巧。其实是先有钉子塔，再有玲珑塔。

我们以为钉子塔的项目就这样结束了，进行到初步设计后就停止了。没想到2012年因为广州建了一个广州塔，特别出名，加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片区内规划了很多场馆建设，需要有一个制高点，北京分管的副市长又想到了当年的那个钉子塔设计，让我们接着设计。

在最早的设计中，想的是五环和生命树，呈白色，看起来很轻巧。但是后来因为结构的原因，结构被加大，表面使用了银灰色的材料，在有些光景下看颜色偏深，所以看起来会像钉子。当别人说到钉子塔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还真有点像。 

畅言网编辑：

大家对使用当地的文化符号和当地的材料有什么看法？ 

单静美：

当时我们在陕西榆林做雕塑的时候，使用了当地的砂岩。我觉得能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当然最好。 

胡罡：

我觉得，“符号”这个词用的有点深了，一旦上升到“符号”，就具有抽象的意味，而其实评论较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声音，民间能不能感受到“符号”咱们不好说，我觉得其实就是“形状”，因为大家几乎评的都是形状问题，这也是作为一个人的形式语言的第一阶层，第一个就是形状，然后是边界、材料等，形状最容易被评价。而形状问题，我觉得是中国的建筑师职业水准如何的问题，不能单独说它做得像酒瓶子就不好。就是具象这件事在西方也特别多，比如迪斯尼的建筑很多都是象形的，这其实是跟好与不好有关。一个业主提出要用米老鼠做一个建筑设计，有的建筑师做得就是丑，从建筑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它从色彩、比例、象形、抽象等方面都表现得很丑，中国的建筑问题其实是大众的问题，很多学建筑学的人更多的是去关注怎么当官，而没有深入基层，现在城市千篇一律，将来农村会怎么样呢？农村里的人别说接受美学教育了，就是接受教育的程度都不够高的情况，一定会变成简单模仿。

我们最早开始关注象形问题是福禄寿大楼出现的时候，当时我认为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当然我不知道建筑师是谁，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站出来发表一番言论。为什么建筑会变得具象呢？其实具象建筑很多，有像钢琴的，有像酒瓶的，像茶壶的，还有这福禄寿，我们可以评一个“具象建筑谁丑”。 

关飞：

我去过雁栖湖看了“日出东方”凯宾斯基大酒店，当地老百姓普遍认为这个建筑很丑，另一方面，他们觉得这么大体量的建筑很浪费，明显很不实用，只是为了给人看的，这方面就特别不能被认可。建筑毕竟还要考虑功能和实用性，但凡为了具象服务，就必然会牺牲某些功能，这样就使建筑师显得不专业。 

单静美：

开发商会愿意吗？建筑里面那么多功能浪费了。

胡罡：

如果这么说的话，其实自由女神像也是一个建筑。我强调的只是“雕塑性”和“建筑性”，如果是建筑就一定要强调功能，雕塑则只需要考虑具象。我觉得福禄寿的建筑师应该站出来说“我其实是个艺术家”。高迪的那几个“大玉米”做得多具象，都没人说，因为做得好。我又一次晚上去看来高迪设计的那些“玉米”建筑，晚上六七点种，光影打上去以后，真的太像玉米了。 

关飞：

这些建筑其实是把传统符号直接放在建筑上来表达地域性。关键是很多建筑也只剩符号能用了，传统建筑基本上真正能用的很少。要是不用一点符号而使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叫“一眼能看出”，这个词本身就不太好，一眼能看出来是地方的东西很难，就像要人体验空间层次或流动空间，真的得走进去看，用起来才能感觉出来。而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建筑都是政绩工程，靠一张照片就想说明一个问题，建筑师很难不用符号来表达。

说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为漳州做的一个歌剧院，歌剧是欧洲的东西，那个歌剧院为什么落户漳州也很奇怪。要做成什么样的房子呢？崔总当时特别有抱负，提出不用特别具象的符号设计，漳州当地有很多大树，当地的气候条件也适合使用清水混凝土建造灰色空间，他觉得灰空间和通风气孔与剧院这种开敞式结构能够结合，在一片树林里做一片像树状的灰空间系统。我们就带着这种一厢情愿的艺术理想去给市长做汇报，市长一看，就说我们这里全都是树，你又给我做两棵树，一点特色都没有。市长说漳州有水仙花、八宝印泥，还有片仔癀和土楼，让我们从这些东西里找点元素加以利用。尽管很无语，但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当地领导，要想让老百姓通过一张报纸或一个媒体第一时间感受到地方特色，很难有成功的不具象的例子。大多数建筑如果不表达具象意思，反而会让人思考可能会有空间布局方面的意思，一表达就觉得落俗。当时漳州的领导甚至要求我们做一朵水仙花，六个白色的建筑，中间是黄色的花心，我们就想从这方面再加以解构。 

胡罡：

我觉得具象和抽象，抽象也不一定就代表好。西安的法门寺，我觉得做一个具象的佛都好过做那么一个设计，这种抽象只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还不落好。佛寺具象会让人好理解，而抽象成那样，意义就没有了，人到了那里得想一会儿才能理解原来这是一个佛手。 

畅言网编辑：

在使用功能上如何贴近地方特色？ 

单静美：

使用功能与建筑性质有关，与地域没多大关系。 

关飞：

与节能、通风、采光都有关。南方偏向用灰空间，北方则更多实体建筑。 

李峰：

在地质方面，像我们做地下工程会考虑得更多一些，地上则较少。  

关飞：

地下工程地域性也很强。崔总当年做的河南殷墟博物馆，得了亚建协的金奖。这个建筑周边都是民居，只要一冒头就得加坡屋顶，崔总不想加坡屋顶，干脆往下降低，结果反倒回避了形式问题，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空间问题。很多日本建筑师就是采用回避的设计方式，像隈研吾提倡“消失的建筑”，把建筑虚化或者空间化，也是一种很好的设计方式。当你明知道建筑形式与周边产生冲突而又没有更好的设计形式时，让建筑消失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李峰：

一些领导拍脑门决策的现象很多，他们会觉得我在任三五年，总要让走过路过的人知道这是我的政绩。如果被骂，则会说这是设计院的事，是建筑师的责任。

单静美：

建筑师的责任变大了，开始规定终身责任制，但是别的权力没跟上，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