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规划设计的新理念

东梅，别处空间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东梅：

我们2009年在北大开了一个课题，做了108学时研究城市社区规划，研究20年以后社区可能的发展路线，对各个大城市的生与死进行比较，研究城市与大型社区的关系。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感觉我脱离这个语境时间好像好远，我叫东梅是别致空间的住宅设计师。我的背景和这个题目很有关系，因为我从1989年毕业在住宅院做了11年住宅设计，这11年就从计划性住宅开始做起，到了2000年我到了墨臣事务所工作，还在行业中做些住宅设计的指导，这期间市场中就出现了时尚型住宅。我独立出来是2004年，创办了一个事务所叫别处空间。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会做住宅了，因为已经做了十四五年，什么住宅类型都做过了，然后做的还不错。到后来发现甲方都找大型设计机构很少找我们这种小型事务所，开始没有住宅项目我们就做些公建，之后就出现了60平米、90平米户型的概念。在2007年我参加一个中国地产论坛有个演讲题目是“做活的住宅适应发展的人生”，当时我就把我92、93年做的90平米的项目的拿出来，新90平米非当时的90平米，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社会在变革同样的空间有不同的住法。我在2005年还做过一件事，我接触了可持续发展。因为我的学生当时去瑞典他从瑞典带回来了可持续的技术，那么我们才发现可持续发展是设计的一种思考。那时我还会去演讲关于可持续发展应该怎么做，才会在2009年去研究20年之后住房该如何发展。刚才有位嘉宾谈到的“宜居”，这两个字关乎生活，设计不是设计空间也不是地形是设计生活，咱们生活到底什么样了其实在谈这个问题。还有位嘉宾谈的是社区，我们的社区都是围在一个范围内，因为社会没有安全感，圈起来才有安全感，这是是社会心态和社会矛盾产生的一种映射。

我们谈开放社区的关系，我还经历过好玩的事情，我们抗震救灾中做了黑虎小学项目，探讨的是立足于自身文化的成长。一个从法国来的年轻人设计师看到我的黑虎小学就跑到我的事务所里面干了一个星期就不干了，特别的好笑他说原来你也做大型社区啊，他以为我很纯粹只做黑虎小学那种设计，他说他的导师完全不做超高层那种大型社区设计都做小项目，我就和他说，如果中国这种城市化进程把高层建筑摊到地面上要占用多少土地？所以这件事情所有东西都是复杂的映射。

我最近做个社区设计，有个教育学家说管理人就要首先把人看成坏人，就像封闭的社区首先考虑的是如果有坏人封闭性能够更好地保证安全性，这是一种假设。有位校长说不能假设孩子是坏孩子，他们都是好孩子，所以要做一个开放式的公民社会的建筑，我认识了很多教育学家告诉我们公民社会是怎么回事。我觉很天真，那时候研究空间与艺术形态之间、社区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这样的社区，在使用的后就出现问题了，他们发现把人假设为好人还不行，发现每个人宿舍里仅有的那个空间分配人口指标，在那出来一点做公共交流，然后做公共的交流空间他们把面积拿出来了，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放出来，他们都锁在屋子里面，还会说我锁在屋子里面的地方少了，公摊大了。我就问这个校长你记不记得当时告诉过我人都可以被假设为好人，他说不对你要为现在的现实着想，我说我蛮天真的，相信你把人都假设为好人的来使用这个空间，我也讲这个“圈”的拆与合不是绝对的。

我在想当年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全都涉及，这个样子在现有社会中是有问题的。然后在和整个整体世界是有问题的。别处空间有4个题目常年用实践来研究，一个小组不到10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题目都很认真的以研究性的思路做，这个研究课题一个是关于人文关怀，就是一些最实在的事情来拟定的这些东西。除了这些最实的事情以外跟他的社会心理和精神需求是有联系的，已经到这个层次了。第二是我们只会做和谐建筑，特异型建筑不会做，于是就有了题目叫做“与环境和社会文化相和谐的建筑创造”，那么这个题目逼我到自然环境的社区去建房子。第三是绿建的本土化实践，我们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实践，去年我在查姆斯大学做演讲“中国的绿建本土化实践”，拿着我自己的从乡村到城市的8个工程。我的一个项目达到了欧盟绿建的标准，绿色建筑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说社区推广的时候人家以为是能源整合，一谈到绿建就是能源整合技术这些东西。可持续不光是技术问题，不光是资源循环，同时是一个社会循环和文化循环、经济循环，所有的循环链接到一起才递接出可持续，是一个循环型思维，所以这件事让我们再一次审视生活是什么。

规划怎么做，我们大家都处于一种受虐状态，做规划是一层一层的规划到达你的手里，你按照上面出的题在做下面的规划是这样的状态。我们都是这样的生存状态、设计状态，其实别处空间开始介入规划，没有规划执照只是尝试性的做了一些社会规划。我在重庆、武汉去年做的两个规划都在谈与都市生活自然景观之间的关系。规划审批时就会被问上个规划是什么，会有很多东西限制。就会和业主产生矛盾，就在不断妥协中完成设计。这就是别处空间要自己出题自己策划的用意了，我们要思考拿到一块地能够做什么。之后和现有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进行对接。我们今天探讨中国人如何实现“宜居”，不能悲观，从我们每个项目做起，创造出更宜居的设计，这样才是正确的方向。

李小宁：

SOHO的公共空间设计很特别，设置了开放厨房，房顶雕塑，供人们休息交流的公共空间，但是后来其实人们都我行我素，很少交流。这么大的公共空间就浪费了，当时也是出于空间进深比较长的缺点，公共空间不能被充分利用，只能做了很多雕塑装置。

东梅：

对于抗震建筑设计我们除了一本书，阐述不同社区对人心理的影响，我们讨论空间、生活对人的影响，到底是生活决定了空间、生活决定了人，还是空间影响了人。我们面对北京这个既有世界，没有办法去改变去革命。

白林：

这个基础是什么？我想知道。

东梅:

悲观是证明“无”就是一个都不存在，乐观是证明只有一点希望就会坚持。

白林，北京白林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白林：

建筑师为什么复杂？因为他既有抽象的，又有具象的；又有理想的，又有脚踏现实的。作家可以骂人，但建筑师就是要和各种各样的开发商打交道，这个就是现实，建筑师不能总谈理想。其实全世界实践最多的就是中国，最大的市场也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最“自由”的也是中国，畅言网丑陋建筑评选中的丑陋建筑，很多都丑成那样但是还能盖起来，说明中国特别的“自由”，只不过政府让我们按照标准做规划设计，但是做完领导还不满意，我认为中国目前是停留在特别的“自由”这个阶段。

李小宁：

这些年我做了很多住宅设计，公建部分更多，出版的书籍共29本，中国建筑出版社出了9本、电力工业出了13本、机械出了5本，全部都是住宅的论著。我希望回到本位来思考住宅设计，我接触的案例都是细化的具体设计问题，如何与空间紧密结合，书里面大量案例按照全国在销售的住宅类型分为9类，其实建筑师从自由的心态去做设计这非常困难，首先设计师要生存，还存在很对规则红线的限制，开发商和相关部门的各种要求。我之前对标准院公租房设计方案提出了一些意见，之后这个设计方案就没有发布，我又集合很多专家针对北京70多个项目出版了一本关于户型设计的书籍，9本一套，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就是户型设计，户型是住宅设计的核心，实际上建筑本身的核心也是套型。

白林：

我不这么认为，我自己感觉中国人和西方人相比，社会希望要高于西方人，他在空间上如何反映？户型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因为户型占的比例相对于其他空间小的多，大家会从自家门口关注到更广泛的环境问题，现在户型的变化也是客厅的面积越来越大，就说明人们希望有更大的公共空间。

李小宁：

我的意识不是不关注公共空间，客厅的概念是拿出最大一间房子做客厅，这种大客厅的模式是从香港那种大厅小卧的套型引进的。

白林：

这个不用说我们从香港引进的，其实中国古代都是存在客厅功能的空间的，只是现在我们把它区分出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东西都说是从外面引进的，但是我们不能从忘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吸取精华，这是我们普遍缺乏的意识。其实所谓的新理念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前可能觉得从国外拿来的就是新理念，国外的可能不适合我国国情，我认为真正的新理念是把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和当今的时代相结合，应该设计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多项目的山寨做法是严重的问题，不应该把中国变成第二个美国或者日本，我们建筑领域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方面。

张杰：

2001年我们曾讨论Tower Houses是个外来体被派到北京，等于从国外引进的。我当时写一篇东西Tower Houses有将军楼、部长楼，怎么能说我们从2001年开始引进的呢？50、60年代的将军楼、部长楼就是Tower Houses，我们发现很多东西我们都有但是并不是这个叫法。所以建筑设计要做符合中国人审美要求的，打造中国人喜欢的建筑，对于国外的建筑形式可能拿来的时候觉得好，可是做起来不适合中国，这是文化自尊的问题。

李小宁：

住宅设计不能依靠直觉，更多还要根据现实，在设计中要注重这个六面体的空间和外界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家一个归宿，所以我们思考问题应该更贴近现实，我们以往对于历史和哲学的东西考虑的太多。

 白林：

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是典型的不按照功能需求来建造的，该有的厕所，更多的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这种形式主义的建造延续了很多年，包括故宫、大江南北的城市，说明这其中存在文化的统一性。中国人围在一起吃饭的形式就是民族文化决定的，在保持传统生活习俗的同时又羡慕国外的东西，包括在陕北地区完全自己搭建的窑洞也要实现围合，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社区完全开放，所以我们要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