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规划设计的新理念

李小宁：

清华紫光做的项目——朱氏别墅，从视觉上也较为吸引，中式的风格，红墙灰瓦。别墅中的“墅”就是与众不同的载体，是贴着西方标签的东西。“院”就是中式风格，想表现的出中西方文化差别。我原来做的住宅项目就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实例。西方文化就是一种纵向文化，东方文化是平面文化。该概念在建筑上来讲是什么道理呢？那就是注意看宗教建筑是设计的核心，如中国是寺院，寺院是平面展开的，而不是纵向展开的，所有的中方建筑是平面发展，又如四合院落。西方则是教堂，教堂一定是纵向的，它指向天空苍穹，展现的是立体状态。宗教和建筑一直联系的非常紧密，也是一种文化的展开。不论是中西方文化还是建筑文化都是思想的容器，城市也是思想的容器，有什么样的思想做什么样的容器。

王春雷，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建筑工作室主任

王春雷：

关于这个话题我也想过一些，首先，这些年有一句话改变着中国，那就是中国住宅的商品化。在近几十年内，看到一些消极的、不好的方面同时也看到好的方面，同时，至少也看到中国的城市面貌、居住区建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面貌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发展速度。如果说世界上排前十的话，中国的一些项目肯定会占很大一部分，世界上很少有中国拥有这么大的城市规模，中国城市存在的问题别的国家也是没有遇到过的，这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因为中国的技术，各方面的追求决定了现在中国的发展是前篇一律的模式，我们需要跳出现在旧模式。

我和开发商去参观日本的造型住宅，我们感受到室内研究的不同，法规政策产生不同的居住空间。在日本去参观银座的高档公寓和中国王府井商业中心的概念差不多，但日本的住宅按套来计算面积，像公摊面积是不计入销售价格中的。大堂，像一个大公建一样，8米挑高，1000平米的面积，设计的也非常气派。实际上住宅、建筑在中国完全两码事，中国是想着如何把公摊面积变小，不同的政策肯定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另外一个从结构上，日本住宅框架结构比较多，所有住宅外边都有围栏，安置消防设备。如果发生地震，所有阳台之间的隔板都会打通，上下层都有可以逃生的出口。日本的政策法规和中国是一样的，而且也没有采光要求，都是回字形的房间。一个回字形的平面，按道理一般会把中庭做很多的窗户，把景观打造的非常好，但是其中庭是没有开窗，他们说这样比较像高级酒店，所以故意不安窗户，这也是一个文化差异的反映。

银座项目大概在20、30年前，项目规划已经做好了,然后逐步的实施。如果我们拿到这块地，80-90%都会做成住宅配套，而他们则将大部分做成配套的楼、超市、商场等，住宅楼只有两栋楼。这个可能和城市的要求有关，这块地也算是繁华的地段，城市对他的要求就是配套必要性空间。

政策不同导致空间形态不一样，日本的政策有一个持续性，需要按照30年前批的规划去做，但是中国的政策与其不同，比如我们做一期的时候要按照90、70的要求，到二期时，这个政策也许就变了。

白林：

中国设计师出现的问题就是基础理论研究学不好，政策还在随时变动。我在日本12年，从大学、研究生、博士到大学当老师、在设计师事务所工作，感受到日本不同的工作状态。日本的设计分布合理，有明确的规划要求；中国缺乏规划，有的地方社区特别密集，有的路会走不通。实际上日本有很多的住宅区，但是使用效率非常高，甚至好多都是有系统化规定，而不是你确定尺寸，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建筑，抗震逃生是其设计中最重要的。

风俗决定文化，文化决定思想，思想觉得政策，政策落实就是建筑，这都是与其城市建设密切相关的。与中国的情况对比之后，就会更有清晰的认识。如果把日本的设计逻辑放到中国，这个状态下是什么样，整体，中间，下面，房间等几个部分各是什么样，会更系统了解中国，现在基本都是各行其是，政策不停的改，开发商不停的改，建筑师工作忙个不停还没设计出自己想要的效果。

王春蕾：

东京的城市街道密度是北京的1.5倍到2倍，所有街道的店面全部是一间连一间的，但是北京却是各自为政，只有少数城市，如安徽的商业街、平遥的商业街是相连的。做了很多年中式设计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一些探索。现在我觉得做起来非常难，之前做的一个项目，整个建筑方案是保留四合院，把高层架在四合院上面，在公共的景观里面做一些新旧结合的设计，但是开发商因为成本高而不愿意这样做;后来了解到开发商在宣武区的一个楼盘，把所有饱和性的四合院整体搬迁到一个地块，把四合院围城单区，组成了一个保护区，完全变样了。中国这种开发模式不利于城市的肌理，搬走、重建非常难，又需要保护城建。我们在大理做了一个项目，当时想借鉴丽江的传统，在民居建一个小院，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居住空间的这种模式比较现实，而要街区整体恢复传统空间的格局非常难的。

刘克学，顶峰国际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建筑师

刘克学：

现在一般住宅小区都在100多平米、90平米等平米数不等，户型造型和风格也各不相同。比如搬迁户搬迁回来后，建成后的面积与拆迁后的面积有些差别，搬迁户也无法选择其他户型。在英国由于居民要进行礼拜，所以居民区环绕在教堂周围，社区规模大小也受到控制，当周围的邻居是500户的时候我只能认识其中的2-5户，而当有25的时候我能认识15户。居住品牌的大小是按照经济的宏观标准去控制，配套性的设施要按照相应的规模决定，还要结合实际情况。

为什么做地产？因为它就是时代的象征，只要在这个行业里是逃不掉的。如果你想进行创新性设计，只能等下个时代，不然，你是很难设计出有新意的作品。随着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设计方式和创新也是一步之遥。

 李小宁：

现在的设计院常常要受制于开发商，导致设计师也有很多无可奈何。在一些项目中常常和开发商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设计师会根据使用人群的习惯，便利程度等考虑如何更好的满足人的使用，而开发商则不同。个性化设计是非常自由的，当被市场被限定后，设计师是没有更多自由的，设计也就被开发商划在了商业的圈子里。不管是个性化别墅还是酒店等其他项目，都要考虑人的使用实际情况。

戴泽钧：

我特别感兴趣讨论城市社区规划新理念，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能否考虑在未来时代的来临？来临之后，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做？奔驰已经研发出来自动驾驶技术，市区行驶103公里-53公里，郊区可行驶50公里，试想城市的发展。比如说工业化时代的时候，我可能有一个厂房，在其中要有居住区，配套设施等。城市化进程就来了，道路交通可能会改变，生活也将变更加科技化。如果这个时代交通模式改变了，那么城市结构会不会变呢？

之前一个同事，他做SI住宅，他把日本的地产集团住宅技术移植到中国来，在我看来就是工业化状况的一个集成状况时代。在这个时代，工业化已经是过去时了，应该走向新的时代。把一些信息技术集成SI体系集合在住宅体系里面。

我也做养老地产和医院的项目，现在很多的老人都是有钱了却不知道去哪里养老。养老似乎是找一个风景区，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不同价位的养老场所，如此之大的规模，难道它并不是居住区吗?或者说它解决了老年人的居住问题。现在虽然完成了这个项目，但是心里还是比较难受，因为还是如10年前一样，没有丝毫的改变，被规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加入到设计中还是不被接受。以前我们能看到陕北地区窑洞、北京地区四合院、上海篱落、贵州聚落、福建土楼，这些建筑都是能够感染人的，想改变这个时代改变观念只能是产生新的观念和思想。所以做理想的住宅项目只能等这个时代过去之后。

李小宁：

我现在正在排版《度假公寓和养生公寓》这一套设计改造方案，可以看到中国养老社区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养老主要是靠近子女、老人守土观念、亲戚朋友等都会影响老人选择养老地区。如果把贵州作为养老社区，风景再好，老人距离贵州较远，老人也不会去。老人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是不能忽视的。

现在开发商在一个风景的社区造养老院，这是养老的误区，也忽视亲情养老。养老社区一般设置在本城市的郊区比较多，还要有医疗、交通等方面能够符合老人的需求。通常情况下，我们给养老院了贴了很多的标签，这就是保障性的养老标签。还有其他公共设施的使用，不同老年人不同配套性服务，旋转房间、陪护人员等等细节在设计时候都需要考虑，不是简单的一套房子就是养老社区了。

其实，现在的社区包括住宅要回到现实，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保障大部分人能住上房，一部分人住的好，基本道理就是提高社区质量，不是规划的有多好，而是整个人群层次的提高。不同的人群层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所有东西像外国人一样，我们的文化满足不了。

城市急速的变革，每个地区都拥有一个社区，带来不同的生活文化，就是一种混杂的状态。我们只能慢慢消化，慢慢用规划去框定。有些人不是经济能力达不到，而是一直住在农村，如果要在城市中心买房，他们会选定最繁华的区域，因为他们喜欢聚集，家里家外的亲戚朋友都来。这不是不好，这就是文化的不同造成的，我们也不可能剔除。欧美国家沉淀了很多年，社区已经同质化了。中国的社区文化是各自为政的文化。社区理想化的东西还是需要的，但是中国现在积极变革，城镇化进程调整，也具备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张杰：

养老问题怎么去理解都存在问题，我不是忧国忧民。概念性的东西自己糊弄自己，开发商赚钱却给社会留问题，这个问题没法解决。2006年的时候，我说5年后要进行革命性的改革。谈到养老问题其实是成年人如何面对养老，我就觉得养老是给成年人出的养老问题，能否供产养老。现在60、70岁老人都很健康，给这些人养老用得着圈在郊区么？养老就是照顾基本失能力的老人，而不是把不老的圈在养老院。

从我亲身经历来说，我60岁，有时候就去查找项目做完后的后续问题。我刚回国的时候，采购卫生洁具标价一万块。有谁能消费得起呢？一个政府部门说推动产业化，到现在我这个观念根本改变，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设计的问题，而是中国的大环境需要改一改。

李小宁：

养老问题我个人不觉得没什么不好，养老社区行得通。我讲的是干休所，这个非常好。我在干休所生活了很多年，老人医院、救护车该有的都有。我们现在常常把问题推向政府，但是政府也不能把所有精力对此事进行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