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反思需要语境
来源:匿名网友投稿 2014-08-13
中国的实验建筑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受思想文化界尤其是当代艺术的“八五新潮”的影响。
我本人是在1993年帮汤桦在上海美术馆做建筑展,以及和作家朱大可共同主持跨学科的“21世纪新空间文化讨论会”时初识王明贤的。在和他交往中,在对他的文字的阅读中,我逐渐感受到,他建筑写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超常的慷慨热情——所有在他看来有别于正统设计院的作品、设想、倾向或姿态,他都慷慨纳入“实验建筑”的标签下,热情加以推介。王明贤的建筑写作——不妨称之为“推介性写作”,可能就是王辉在“失重的实验建筑”一文中所期待的建筑评论的最佳范本:“凡是因为中国客观条件所限而做不到家的,都值得原谅;只要是有斗争倾向的,就已然有了实验精神”。(在两年前Domus中文版组织的建构论坛中,王辉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中国现实环境中,哪怕不是建构的行动,只是建构的动机,都是对主流建筑意识的反动,都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一批青年建筑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媒体上迅速获得话语权,与王明贤的慷慨包容和热情推介密切相关。
当然,光有一方面评论家对“实验建筑”的热情推介是不够的,在另一方面,“实验建筑”本身要有料才行。也就是说,另一波人,被称为“实验建筑师”的建筑师们,帮助评论家们成全了“实验建筑”这个概念。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交,已经有些青年建筑师蠢蠢欲动,比如赵冰、王澍、汤桦等。大家确实是深受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解放的激励,想在建筑领域做些探索性工作,但大家都还没有提出明确的建筑理念和有力作品,因而呈散兵游勇状。只有等到海归张永和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崛起,抛出一系列写作和理论性作品,才一下子形成了凝聚力,整合了建筑江湖中的散兵游勇,然后迅速被王明贤贴上了“实验建筑”的集体标签。值得指出的是,张永和等建筑师为“实验建筑”注入的观点和内容是有一定多样性的,但不管怎样,王明贤定位“实验建筑”的概念基础始终没有变,再重复一遍,那就是:建筑是艺术的一种,实验建筑是实验艺术的一种。
也许有人会问:王明贤不是建筑科班出身,而是从人文背景出发写建筑,所以很自然地倾向于从实验艺术的角度来考察建筑发展,而较少将一些建筑学科自身特有的问题,比如材料、建造、空间、环境、城市问题,以及建筑历史直接作为核心问题考察。但那帮被归到“实验建筑师”标签下的建筑师们,为什么就没能明确地质疑过“实验建筑”植根于“实验艺术”的概念局限性呢?我想,至少可以有两个笼统解释:
1)从现代建筑传统来看,建筑发展中向来有两大“经典羡慕”:羡慕艺术和羡慕技术。柯布那代最为极端,他们在羡慕前卫艺术运动和羡慕新兴工业技术的两极间急剧摇摆,期待能从摇摆中生发能量,推动他们自己冲破当时的建筑文化困境。而在90年代的中国,实在没什么技术元素可触及,“实验建筑师”们面对当时的建筑文化困境,几乎是很自然地从羡慕中国实验艺术起步,开始对中国建筑新文化的探索。(也许今天一些青年建筑师对计算机等的热衷,预示着另一股羡慕技术时尚的到来?)
前面已经提到,“实验建筑师”内部确实有不同的工作侧重点,而且越到后来分野越大,但这种多样性在王明贤等的“实验建筑”评论话语中主要被阐释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他们自己建立的“实验建筑是一种实验艺术”这一概念基础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被挑战过。比如,张永和确实开创性地探讨过建构等一系列建筑专业特有问题,但在1990年代相当一段时间,他在建筑界起决定影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被王明贤等评论家主要关注的,是他的概念设计、装置设计,他与艺术家的合作,以及他参加的大大小小的艺术展览等。王澍可能是更典型的例子:他很长一段时间,言谈举止都散发着一个“非理性”艺术家的气质。你看他在2000年杭州国际雕塑邀请展的作品,山脚下的两片夯土墙。他夯了塌,塌了夯,夯了又塌,折腾好多天——明显的建造工艺不过关,他居然还能美滋滋地自我欣赏——“只是一种心情和体验”。任何“有理性”的人,不会相信这是建筑师在正儿八经地探讨建筑材料和建造。艺术,只有在神圣艺术的保护伞下,只有当那两片土墙被当作装置艺术或大地艺术,或建筑师被当作行为艺术家时,一切才获得阐释的合法性。是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等一系列“正儿八经”的建筑项目,才逐渐把当年“实验建筑艺术家”的王澍逐渐改造成今天的建筑师王澍。
2)从现代艺术运动的特性来看,任何一个运动要成功,关键在于求同,至于如何存异,则是次一级问题。少数建筑师,如刘家琨和张永和,甚至都曾在言谈中隐约表达过对“实验建筑”标签的质疑:他们有时觉得自己相当一部分的建筑追求,其实在努力地向建筑作为一种建造传统的回归——向传统回归,却被无辜套上前卫“实验”的标签,好别扭!但我们要理解,在90年代,各种不同的“进步话语”最迫切需要的不是相互间就不同观点吵吵个没完,而是要迅速建立起一个联合统一战线,同仇敌忾,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社会上通行的政治象征主义和商业媚俗。一个统一、清晰、便于识别的文化标签,一个琅琅上口的团伙名称,是在文化群殴和话语争夺战中一举取胜的关键。于是“实验建筑师”们,即使心理犯嘀咕,也都主动或半推半就地在“实验建筑”标签下拜把子了。至于各人私下的不同意见,等革命成功了,再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慢慢处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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