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反思需要语境

或许谁也没想到，革命会这么快“成功”——在短短几年中，“实验建筑”一跃成为中国建筑话语的一个中心概念。这在今天的史建看来，也是危机的征兆，因为“实验建筑”的反抗姿态不能再维持了，而且新世纪中国现实的巨变暴露出“实验建筑”的很多局限性——这论断我基本同意，但是它会不会太过笼统？会不会忽略了很多层次的复杂性？如果将焦距聚近，仔细观察“实验建筑”阵营内部，我觉得或许可以提出另一个层次上的论断。进入2000年代，像张永和、王澍、刘家琨等建筑师，不管他们的工作在时代巨变的背景下显得多局限，不可否认的是，相对90年代而言，他们各自投入建筑实践的力度越来越大，他们的理论话语越来越集中到对建筑本体的探讨上。史建说他们转型了，但也可以说他们沿着90年代的探索进一步地深化和发展了，或甚至能不能这样说，他们在近十年来达到的建筑文化力度和多样性，已经充分暴露出当年以王明贤为主建立起的“实验建筑”评论话语的局限性？今天史建对“实验建筑”局限性的批评，是否应该进一步细分出来，哪些是针对“实验建筑”探索，哪些其实应该指向“实验建筑”评论话语？

前面提到，90年代“实验建筑师”内部的多样性，尚能被“实验建筑”评论话语罩住，大家尚能（暂时）共享一个对“实验建筑作为一种实验艺术”的概念交集。那么进入2000年代，这个概念交集，即使仍然存在，相比建筑师们在建筑学本体领域取得的成就来说，恐怕已不再占据中心诠释地位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今天张永和对“实验建筑” 的“始乱终弃”的态度了。在“问题建筑”一文中，他显得要将“实验建筑”概念完全推为王明贤和史建二人的专利，强调非常建筑从一开始就在直接从事“当代建筑”，从没有将“实验建筑”放在工作中心。客观地说，在1990年代建立统一战线的峥嵘岁月中，“实验建筑评论家”和“实验建筑师”们的确是靠“实验建筑”这个中心标杆来互相支撑，共同打下一片江山的。即使评论家的诠释和建筑师的追求之间有不匹配之处，但至少当时是一方愿打，一方愿挨——当时有没有哪位 “实验建筑师”断然宣布拒绝这个标签？没有。大家在受该标签牵制的同时，实际上也都得益于它。就我个人的经历，记得1995年左右，我屁颠屁颠跟着张永和见各种建筑界牛人，听他谈建筑理念和抱负，“实验建筑”一词，在他嘴边同样很频繁地蹦出。但问题是，今天的情形有了很大变化。史建描述这些变化的视角很宏大，我则想强调其中一项工作的紧迫性：仔细检讨当年“实验建筑”概念的局限性，以更清晰地为我们当下状况定位。在“实验需要语境”一文中，我试图委婉地提出问题：

实验建筑和实验艺术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或者说，相比实验艺术而言，实验建筑的实验性特长和限度在哪里？……现在看来，我们建筑界在1990年代初，受西方学院式建筑教育和中国1980年代中期前卫艺术话语的影响，引进了“实验建筑”这一概念时，没能来得及仔细考察该概念在西方和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和发展轨迹，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孤立、抽象的概念来对待，因而它与中国现实结合时也一直是高度抽象的。今天，回过头来，再仔细梳理这些问题，仔细把这些问题放回到20世纪现代建筑发展的脉络中考察，相信会澄清很多问题，至少会让我们更清醒些，不要过于依赖实验艺术的话语体系，来谈论我们自己领域的很多问题。 

我非常理解史建提出“当代建筑”概念的初衷：“忧虑于面对日益强势的意识形态/市场综合体，当代建筑在学科建设、空间实验和社会批评方面日益萎缩的现状”。就像当年王明贤提出“实验建筑”是为了推动建筑文化的积极发展一样，今天史建提出“当代建筑”显然意在建立一个新的概念基础，以此进一步推动建筑文化的发展。史建文中论及的“当代建筑师”范围极其宽泛，既包括一些 “转型”后的“实验建筑师”，也包括大批新近涌现的、形形色色的建筑师。但遗憾的是，在史建文中，“当代建筑”的概念基础，它的文化针对性和价值取向，并没有被十分清晰地界定出来。那么在我看来，“当代建筑”一词就面临着被迅速泛化为“存在于当代的建筑” 的危险——王昀就在问，张锦秋的建筑算不算当代建筑？我就会问，就像我曾问过朱剑飞一样，陈世民算不算有“当代性”、“入世”的当代建筑师？如果该概念泛化到英文所谓的Anything goes（任何事情都会发生）的状态，那它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我再重复一遍我的观点：史建的从“实验建筑”到“当代建筑”的“转型说”很大胆，但两头概念都有待于进一步清晰定位。我特别强调的是，批评家的历史分析和建筑师的历史反思非常重要，既可以帮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前者，同样也可以帮我们更精确地定位后者。比如，张永和在90年代是“非常概念性建筑师”，他设计和修建的一系列作品，很多是杜尚式的概念性装置或空间（如推拉折叠平开门和上下颠倒办公室等），他90年代末开始谈城市，2000年代初谈“批判性参与”，直到今天谈“目前的工作重点放在低碳城市规划、太阳能技术、多种塑性材料在建筑上的应用”——期间的变化可谓惊涛骇浪。不管是用史建的“转型”，还是张永和的“渐变”——名词本身没那么重要，我特别期待张永和能为我们写篇长文（类似刘家琨的“‘我在西部做建筑’吗？”），深入剖析他这些年来思考的变化，包括他体验到的矛盾、困境和内在挣扎——这必将成为当代中国建筑的珍贵思想资源。他的“问题建筑”一文，仅仅泛泛地将所有经历概括为非常建筑对一系列“建筑问题”的关注——我认为太轻描淡写了。 

在结束本节之前，让我再从另一个角度简略考察一下史建和张永和之间的争论。虽然历史只有一个，但由于其本身充满复杂性，而每个人感知历史的方式不同，经常导致罗生门式的不同历史叙述。在概述19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发展上，史建一文，相对来说，强调的是建筑发展的不连贯性。从史的文字我们可以读出建筑学经历过矛盾和危机，因此才会有他所谓的“转型”；而张永和一文，强调的是他自己事务所实践的连贯性。从张的文字中读不出什么矛盾和危机——自非常建筑成立始，其实践的基本命题就已经系统地铺设出来，以后就是连续地贯彻、实现和成就。期间当然也有对一些新命题的吸纳和探索范围的扩展，但整个过程是连贯地发展。 

这阐释的分歧，是否也和我们理解和写作历史的方式不同有关？我本人直到最近才开始强烈意识到，同一部历史，不管什么历史，既可以写成一部光滑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也可以写成一部充满矛盾、断裂的，从危机走向危机的历史。这是否意味着，在反思建筑史时，我们不仅要反思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同样也要反思我们在以什么方式感知和写作历史？我们的历史观和写作文体在如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的阐释？因篇幅所限，我就不在这个问题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