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反思需要语境

三. 以多重语境评判建筑 

现在我转向另一个问题：该依照什么语境来评判历史中已经发生，或现实中正在产生的建筑？

我的“实验需要语境”一文引发一个争论：1990年代展开“实验建筑”到底是容易还是难？就这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由于探讨问题依照的语境不同，回答可能完全不同。比如，针对我文中就磨砂玻璃借题发挥的玩笑，张永和觉得我是在贬低“实验建筑”探索的价值，觉得我“认为90年代中国建筑探索容易展开” 。

可能我没写清楚，我的本意其实不是在第一线上攻击当时任何“实验建筑”的话语建设，而仅仅表达出一种不满和焦灼：我发现任何一种诚恳的建筑话语建设，如建构等，在中国建筑市场上都会被追随者迅速沦为肤浅的风格时尚，这反过来挑战我们“实验建筑”话语的深度和生命力。

至于90年代搞“实验建筑”的难易问题，王辉的回应文章已经很均衡地回答了：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要看你依照什么语境评判。说它难，主要是指外部社会因素——当时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巨大阻力使得一点点建筑探索都非常艰难——那一代先驱的抗争绝对值得后辈的我们敬重；说它容易，主要是关于内部文化建设——也恰恰是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阻力如此巨大、无处不在，当时建筑文化如此贫瘠，才使得任何“要求进步”的主张都能被轻易归入“实验建筑”的统一战线中，获得意义。 

当然，这种微妙的状态也许仅仅在1990年代中后期持续了几年，就在世纪之交的现实巨变中被迅速转换了（这正是史建 “转型说”的背景）。我们不妨这样说，今天中国建筑师要展开一种有独立性的建筑实践，可能面临着与90年代完全相反的问题：说容易也容易，主要指外部社会因素——市场和甲方相对90年代来说开放很多；说难也难，在内部文化建设上——外界阻力没有了，用王辉的话说，在一个失重的环境里，各种语言花招都不再能轻易获得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心难题一下子凸现了：要界定出一种有针对性的文化张力，锤炼出有生命力的建筑语言，是不容易的，它是建筑学的中心挑战。

因为我本人一直坚持批判性地读解中国建筑探索所内含的矛盾和局限，王辉以戏谑的口气说“隔岸观火”的我，一直“腰不疼地” 在“用世界的参照系审视中国的实践”。王辉用的“参照系”，其实在很多层面上与我一再谈的“语境”相重叠，我这里不妨暂时将两个词相互通用。我认为他的质疑，如更进一步推进，会更有深意：究竟该以什么语境来评判中国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建筑现象？是依从中国的、当时的语境，或者中国的、当下的语境，还是世界建筑的参照系（当然它本身又可分解出很多层次）？这问题不单单是针对建筑评论家和史家如何展开写作，也关系到建筑师们，该将自己的创作放到何种语境中展开：是中国历史的、当下的、还是世界建筑的语境？

我先做一个笼统回答：没有任何一个作品和行动能自身产生意义，意义只有在各种参照系中，在与其它参照物之间的相对评估中产生。多重参照系并用，即使不能保证我们阐释的意义更精确或更丰富，至少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陷入自我指认的封闭状态。或者更极端地说，一种单一的语境，本身就很难称其为语境。往往是多重语境交织，才能帮助我们将其中每一种语境定位。对建筑写作者而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能兼顾多重语境，帮助读者同时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今天出现了哪些新问题，在世界建筑参照系中意味着什么——如果我的文章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会进一步努力。而对一个有追求的建筑师而言，在创作中也应该同时考虑多重语境。原因很多，这里我“腰不疼地”举几个：

1）归根结底，建筑历史最终对建筑师工作的判定是以他们的作品为中心的。你纵使有一万个当下的“客观条件所限”——社会太黑暗，甲方太扯淡，施工队水平太低，手下人太懒，等等——你没有伟大的作品，就是没有伟大的作品。历史判断不会仅仅因为你个人的局部现实，而放弃更大尺度、更整体的判断。建筑师不能简单地相信自己每天处理的一堆眼前问题——不管当下显得多重要，就能自动赋予自己作品伟大的意义。反之亦然，建筑师也不应该为眼前的一点点成功所迷惑——在历史的大尺度判断中，你眼前这一切有可能都是过眼云烟。总之，“风物长宜放远量”，真正有追求的建筑师应该有更多、更大的参照系来评估自己的作品。

2）中国当代建筑的创作艰难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不能从眼前的挣扎中拉开焦距，将自己当下的探索，纳入到中国的建筑传统，尤其是整个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建筑探索的传统中来观照。我们的经验是呈局部化、碎片状的。在1980年代，中国当代建筑开始又一轮传统与现代之争时，完全没有超越1920年代和1950年代已经进行过的文化争论。那些过往的经验已经被全盘忘记，而不是在吸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总是感觉自己的每一轮探索都是在孤立的语境中重头开始，因此才愈发显得步履维艰。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王昀的回应中的第一节“我看中国建筑学与国际的三次接轨”读来饶有意味。他概括二十世纪中国建筑三次与国际接轨，“事实上却都是在为了布杂体系而进行努力并奋斗着”。这观点读起来过于武断，我认为在布杂的影响之外，中国建筑师同样也展开过丰富的现代建筑探索。但无论如何，我认为王文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探讨“实验建筑”这一特定历史概念提供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建筑整体发展的宏大背景和新颖视角。

3)谈到现代建筑传统，显然光局限于中国的现代建筑传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观照的是作为“世界建筑”意义上的现代建筑传统。事实是，中国1990年代的“实验建筑”未能成功地将前辈中国建筑师的探索纳入到一种连续的历史经验中，没能建立起中国现代建筑传统的一个整体语境来观照自身，而主要依赖的是借鉴国外现当代建筑经验与中国当时保守的文化状况抗衡。那么我要反问王辉的是：除了观照中国当时当下的语境外，以世界建筑的参照系来考察中国建筑难道不是必要的吗？1990年代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中国建筑发展已经与全球化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对中国建筑的评估，几乎不可能与世界建筑参照系割裂开了。

上述对多重参照系-语境的辩解，不仅仅起源于我个人的思考。英国诗人、批评家和诗学理论家艾略特（T.S.Eliot）在1919年发表的诗学名篇“传统与个人才能”已经极精辟地阐述过类似问题。不嫌累赘，我这里引两个段落。（尽管我前面一再提将“实验建筑”放在“实验艺术”基础上观照的局限性，但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建筑向艺术学习。在这里，我认为艾略特的诗论对我们的建筑思考确有启发。在读引文时，大家不妨把其中“诗人”置换为“建筑师”。）

在谈到诗人如何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延续和更新诗歌传统时，艾略特提出了“历史意识”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指诗人将自己的作品同时放在当下和传统的多重语境中加以定位的意识：

对于任何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写诗的人来说，一种历史意识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历史意识与一种感知有关，不但要感知到过去的过去性，也要感知到过去的当下性。历史意识驱动一个人写作，不单出于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整个欧洲文学以及他本国的整个文学，一起有一个同时的存在，并组成一个同时的秩序。这种历史意识是对永久的意识和暂时的意识，以及永久和暂时合并起来的意识的一个共同集合。正是这种意识，使得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正是这种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位置，他的当代性。

也只有在多重语境中，诗人的个人才能才得以与传统形成互动，为自己的作品赋予意义：

没有诗人，或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能够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和我们对他的鉴赏是鉴赏他和已往诗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你不能单独评价他。你必须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比较。我的意思是，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批评的原则，也是一个美学批评的原则。他之必须适应，必须符合，并不是单方面的。当一件新艺术作品产生时，发生了什么事，意味着与此同时所有以往的艺术作品都在发生同样的事。现存的艺术经典在自身内部构成了一个理想秩序，该秩序会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的引入产生调整。在新作品来到前，现存秩序是完整的。当新意加入后，该秩序若要继续保持，整个秩序都必须相应改变，即使是轻微的改变。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都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之间的适应。

我的上篇“实验需要语境”想说的是只有通过精确定位作品与社会和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才能赋予作品意义。那么，究竟如何清晰辨认建筑师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呢？（除“语境”外，英文context还可翻译成“上下文关系”。）综上所述，我本篇想说的是，没有别的捷径，只有通过多重视角和参照系的结合——地方的与世界的，现实的与历史的，才能精确定位我们的语境——多重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