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城市化变局下的疯狂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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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时代。

目前，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70%以上，有的国家已经超过了90%。中国的城镇化也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据十八大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将超过60%。

中国城镇化的列车正在高速行驶，城镇化带来的多种正面效应正在日益显现，但城镇化导致的负面作用也在加速累积。

国家总理李克强就任后启动了新一轮城镇化战略。可以预见，中国的城镇化又将开始一个新的征程。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必要对城镇化进行梳理和反思。

1. 城进村退

城镇化所到之处，乡村保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特色，被急速抹去，这种差异性最终只剩下单调的一致性。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无法摆脱“城市”，乡村只成为了记忆。

湖北省京山县徐杨村，九成青壮年外出打工，全村户籍人口200多人，实际上常年在村里生活的，只有不足百人，大都是老弱病残幼。

儿女在外打工，老人独守乡村，留守儿童没有了父母在身边的体贴与呵护。村子缺少产业带动逐渐凋敝，环境保护堪忧……

这是如今很多农村的真实写照。

在城镇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大量农村正在无可救药地迅速衰落。

同时，城郊结合部的大量乡村，被城镇化的浪潮席卷，诸多特色民居被一栋栋格式统一的高楼大厦替代;乡村的淡雅、宁静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灯红酒绿、喧嚣与热闹。

城镇化所到之处，乡村保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特色，被急速抹去，这种差异性最终只剩下单调的一致性。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走到哪里都觉得似曾相识，都无法摆脱“城市”，乡村只成为了记忆。

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29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仅从1949年的10.64%上升到1978年的17.92%，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

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中：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城市对非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有着鲜明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2年的27.63%，平均每年约提高0.7个百分点，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3倍。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逐渐被制度安排和投资引导的方式所取代，传统体制与市场调节机制并存。

于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大量人口在城市生活居住了下来，城镇数量和规模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城镇化承担着拉动内需的重要使命——未来中国的内需新动力(310328,基金吧)将来自潜在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势必释放大量内需。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教授认为，十八大后，城镇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

遗憾的是，中国正在狂飙突进的城镇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2. 日益加剧的“二元”格局

过去三十年，中小城市没有大城市发展得快，不是因为政策错了，而是由于配套措施没有到位。

“我这次回了一趟老家，乡亲们反映医疗水平始终跟不上来，拔个牙还反反复复拔了好多次，而且还是熟人都这样。广州虽然人多，但医疗水平发达得多。”一位在广州某统战部门工作的市民在私下和记者聊天时感概。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施行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政策，这造成了影响中国社会格局

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试图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二元”结构，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县、乡之间的差距却日益加大——大城市继续在膨胀，因为聚集了比较多的优质公共资源，而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等却受到了限制。

事实上，每一轮基础投资建设和政策扶持，必然首先落住于城市。以北京为例，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开展了以轨道交通为重点的交通网络建设，绿化面积及绿化整治工作也加快了进度。与此同时，22个城中村、60个城市边角地、五环内102个行政村整治项目也加快了实施进度。北京居民们或多或少地也在这一进程中得益。

城市具有极大的资源吸附效应。产业资源、人力资源乃至政策资源都像溪水一般流入“洼地”。

与此同时，较高的收入也是吸引人们涌向城市的原因。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往往与该国或地区的城镇化率成正比。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城镇化率一般达到80%。

许多学者会以我国过去三十年直辖市和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比中小城市快得多这一城市发展的实际结果，来证明那种控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规模而鼓励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发展的道路是失败的。但是这种简单化的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为了获得良好和丰富的工作机会、教育机会、医疗资源、文化娱乐设施。

过去的三十年中，大量优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被集中到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中心城市，为了获得这些资源，社会精英们当然要想尽办法进入这些城市。

在行政等级和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原本草根的企业也被每个上一级政府以更大的优惠政策吸引到更大的城市，而很多地方政府又利用廉价的得到补贴的工业用地，来留住其实不应该再留在大城市的低端制造业。所有这一切导致北京、上海和所有省会等中心城市的急速膨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贡森在专访中提到，2011年北京市每千人拥有卫生人员数14.2，全国平均水平则是4.6。另据报道，北京市2012年在公共交通公用事业上的补贴就高达170亿，以2000万常住人口算，人均一年补贴850元。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拼命往北京挤了。

大约十年前，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博士(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Trento)、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The American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博士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刚峰有位学生是浙江一个镇的党委书记，他告知张，在他任职的那个镇，所收缴的地税需要上交给省政府的是20%，上交市里的是40%，上交给所属区的是12%，留在镇里的是28%。如果将所有国税和地税加在一起，那么，留在本地的只有4-5%。

“所以，过去三十年，中小城市没有大城市膨胀得快，不是因为政策错了，而是由于配套措施没有到位。由此我们大致明白了小城镇和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是因为资源都被大城市给截走了。”张刚峰说。

与欧美国家越是小城镇越是宜居的特点相比，由于资源投入的不足，特别是教育、卫生、文化资源的投入不足，我国的中小城市和城镇缺少了某种宜居性，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过程中，却还是这些中小城市和城镇吸纳了绝大部分的城市化人口。江浙一带的一些县城，三十年前可能就只有一条或两条主街，人口不足一二万，今天这些小城市的人口很多多达一二十万，是三十年前的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