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建筑里的乡愁

王澍

采访王澍，地点选在了位于杭州西郊转塘镇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新近落成的专家楼——“水岸山居”，这也是他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后完成的第一件作品。

诚如其名，有着波浪形黑瓦屋顶、黄色土墙的“水岸山居”，宛如水乡的长廊，又如山地的村落，远看似一幅唯美而简约的山水立轴，徜徉其间，利落的线条和回转的空间又传递出一种现代美感。这天有好阳光，等待他完成时间表前一项工作的过程中，忍不住拍了一些照片上传到微信朋友圈，短短5分钟，收到20多个“赞”。

不过，在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排队找他，他的建筑风格还总被贴上“异类”的标签。而王澍本人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登上了世界建筑圣殿，又扎根于平民世俗生活;不辍地进行各种实验性的创作和教学尝试，又极力倡导回归自然状态的传统生活。所以，当黑皮衣、黑裤子、黑皮鞋、黑框眼镜，配上圆脸、寸头和满身书卷气的王澍与同样一身黑色打扮的妻子陆文宇一起现身时，露天茶座出现一阵短暂的安静，老师、学生、记者纷纷拿出纸笔，以一种紧张而期待的情绪进入这场“与大师的对话”。

抓住难得的机会，我们不断追问坚持身体力行实践本土建筑的意义和目的，以及那些不容回避的体制、环境、观念问题;更多时候，是王澍在说，语速不快但坚定有力，声音飘进路过游客的耳朵里，他们会放慢脚步，然后或许是从王澍极具个人标志性的微蹙的双眉中读出讯息，试探性地发问：“这是那位得奖的建筑师吗?”得到肯定回答后，他们会自豪地跟身边的人介绍：“听说这个学校也是他设计的嘞。”

近两个小时的对话中，也听王澍谈了一些准备实施的新项目。他打算对浙江一些村落进行整体改造，这也是对其一贯所坚持的建筑理念很自然地延续和演变。王澍的初衷，是直面当代中国建筑现状，重建一种本土建筑学。

说“一种”的时候，他加了重音——一种生活、一种理念还是一种必然?而建筑究竟是什么?你不妨把这些问题当作一次对自己的思维训练，或者试着，读懂这位自称“粗通建筑”的“业余建筑师”的回答。模糊的姑且让它继续模糊，因为鲜明的必将愈加鲜明。

对传统，我们谈什么?

——“对于‘活’的传统，不能轻言放弃。留住材料上的时间，留住生命的痕迹，乡土建筑最玄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大建设的时代，建筑活动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空前影响。但只有所谓设计表现的东西才是建筑吗?谈到中国建筑文化的特色，除了模仿传统、模仿西方，还有没有更具体的、与时代相关的阐述?”一落座，身为建筑师的王澍自己先“质疑”起了建筑。

于是，他在“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又被重提：“建筑师不仅是一个技术执业者，而且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更深思熟虑的思考，更清楚的价值观和信念。我不仅设计建筑，也在设计一个保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世界，走向一条重返自然的道路。这就是在我得知获奖的时刻，我正在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伸向未来的目光。”

事实上，这样的疑问从王澍初涉建筑业时就已产生。1990年，他接手浙江美院(即现中国美术学院)大礼堂改造项目，院方想把始建于1930年的礼堂改造成大画廊。按当时通用的方式，那些古董要么封存不用，要么“修旧如旧”。但这都不是王澍想要的，“原本真实的建筑，你把它修一遍，过去的痕迹都消失了，这是作假”。他想要一个“活的建筑”：就按自身的规律生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

最终建成的中国美院国际画廊，大礼堂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未经任何修饰;画廊则被嵌在礼堂内部——出乎所有人意料，王澍在大房子里修了另一个房子。

这件事得到的直接反馈是，有些画家甚至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如此“古怪”的空间里。但不久后在那里举办的一次国际艺术展上，许多世界级画廊艺术指导却对此啧啧称奇，最后被订出的画作数量也远远超出主办方的预计，王澍的创新才终于获得了认可。

“保护传统、保留文化多样性是全球建筑师都很关注的问题，但仅仅是保护，传统还是会消亡，我关注的是，如何能让传统‘有生气’地活着。”王澍说。

曾经，在讨论杭州“南宋御街”改造方案的市政府会议上，有人说，这条老街就是一堆“大破烂”，言下之意，应和多数中国的旧城改造一样，全部拆了重建。王澍站出来慷慨陈词：“这条看似破烂的街道，恰是杭州最有灵魂的部分，是杭州城市复兴的开端。”

答应接手“南宋御街”改造项目前，王澍跟杭州市政府约法“六章”，其中包括“住户不得强制迁走”、“不做假古董”。后来，他花了3年时间，将这条曾破败不堪的传说南宋皇帝走过的路，改造成典型的江南“小桥流水人家”。这里的“人家”，大多是在此延续了几代香火、习惯了街头巷尾的水井以及在水井旁一起洗菜淘米煮饭洗衣的“近邻”。

让传统恢复尊严，也是王澍获颁普利兹克奖的重要理由。评审词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乃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要达到这种效果，一个重要的方法是运用旧材料。“随着大量古旧建筑被拆除，出现许多砖瓦废料。2000年开始，我们就有重点地回收旧料循环利用。”王澍说。

2006年，王澍主持开建宁波博物馆时，周边的30个村子已经拆了29个半。面对四周环绕的新区，他又做了一件“格格不入”的决定——从村民手中回收了600多万块、超过40种不同年代的废砖瓦片铺设外墙。

博物馆建成后，拆脚手架的工作人员拆到一半不敢继续了：“连墙面都没抹平，这不是没完工吗?宁波老百姓能接受吗?”

没想到，开馆第一天，访问人数就比预计多了3倍，市民的热情连续数月不绝。一次，王澍在博物馆里碰到一位多次来访的老太太，她告诉他：“我原来的家没有了，但在这座博物馆里，到处都能发现家的痕迹。”

那些黑灰与橘红的旧瓦片，在深深浅浅的破砖块中排列出各种图案，也成为了王澍“新乡土主义”理念的典型代表。2009年，宁波博物馆荣获中国建筑业最高荣誉——鲁班奖。

王澍认为，当下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正在吞噬中国自己的文化特征。城市文化毁了，“礼失”。而“礼失求诸野”，根源性的文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只好去乡村找。可现在，连乡村也变得“岌岌可危”，“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花钱让你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