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彤
首先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邀请,王老师能够选择这样的话题,邀请众多专家探讨这几个展馆设计方案非常有价值。祝贺《年鉴》的出版,我非常欣慰,它在所有书中是独特的,艺术水准非常高的,是具有艺术价值和高水准的书籍。此外,除了感谢和祝贺之外,我也非常困惑,中国有四家设计院参与三馆设计,我们和中国院、清华院以及同济设计院、GMP公司。这个项目已经运作了七八年的时间,最初是中国美术馆改扩建项目,我们参加了四轮竞赛,经历了馆长更换,参加到最后实在很困难。后来这三馆的设计抽取了四个单位,我们院、中国院、清华院、北京院,研讨时间持续一年,我们做的是概念性设计研讨。后来交给北京院整合,之后主管市长说还是需要一个设计竞赛,又增加一个整体规划。这个时候我们比较幸运,我们参加两项设计,中国美术馆和中国工艺美术馆。我们选择工艺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另外一个中国美术馆我们和国外一个公司的合作,我们还有前五名的资格进入到工艺美术馆的设计当中,设计困惑从最初开始从来没有停止。
首先困惑的是这样的项目,正如刚才齐欣说的已经变成一个博物馆群,全部是重量级炮弹云集在一起,会引爆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要考虑的是,第一是要和奥运会如何去结合,文化和体育盛事的接壤。第二是三大馆之间的关系要不要协调,我们的工艺馆、美术馆、国学馆到底以什么面貌出现,要非常巧妙、粘连在一起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觉得不协调就是协调。还有一个更大的困惑,如果说美术馆、博物馆已经是成形的、定式的,可以有固定的模式去做,那么工艺美术馆展的陈方式很特殊,展品是不可更换的,比美术馆少了很多活力,两馆合一在一起是物理上和在一起,还是水乳交融的化学反应?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一直在问自己,工艺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馆是否能够融合在一起?到昨天为止,我们的建筑师还在激烈争论两馆之间的彼此交融关系。我们很早就希望设计团队和艺术研究院的老师一起进行深入讨论。第三个困惑是我们的设计很多发端于设计研究和设计一体化,作为课题来思考,力图让设计生产的实践和设计研究、交流能够捆绑成产学研的一体化。这些年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处于摸索的阶段,不知道何时能够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实际的设计成果,这是很困惑的地方。在工艺美术馆的设计上,我们会努力坚持。我们一直在思考,到底中国文化、中国意、中国性、中国的感觉是什么?一些业内人士编写的关于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导则和任务书,集众家之的精华,总结过去和现在,变成可以参考的文献。这样的东西好还是不好?是否会成为限制?没有则范围反而更加广大,我们可以无边无界地去研究,也许会得到更为放松的态度。我们在想什么是中国的呢?还停留在20年前的关于中国形 、中国神的问题,一直在总结对中国建筑认知的时候,这样的态度只会走向没落。我认为“形”的层面之上,是中国空间问题、中国建构问题、中国意境问题、中国景象问题。我并非当面捧我自己的同行,比如说朱锫做的威尼斯双年展项目,其实已经摆脱了之前的中国形、空间、建构等问题,已经走到了中国意、中国景象的状态,这种态度是我们追求和向往的东西,是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共同面对的课题。
我们希望建筑源于过去,发展现在,面向未来,我们始终想着有没有一种东西能够融化过去,面向未来,这样的东西是否存在?这是我们追求的东西。第二,我们想追求一种氛围和生活方式,彼得·卒母托一直提到氛围和景象问题,坐在自己家门口喝咖啡、感知街边的人和物出现的时候,一种融入他生活和骨髓的氛围出现。我理解是他所向往的生活景象和场所精神,我们希望通过博物馆群创造一种新生活,区别于奥林匹克那么大而空的场景,能不能让文化的东西软绵绵地触摸人们的心底,把建筑扩散成一种场所,甚至把氛围制造成一个能量场一直弥漫,成为北京北中轴线具有强大吸引力、宏大精神的场所,一定是与国家文化的实力和后奥运时代现代的文化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来可能大家不会称之为奥林匹克区域,而是叫美术馆区域。此外,还要限定和规避研究范围和设计方式,能否最后超过形式上追求,把真正的展品,无论是工艺美术品还是活的展品,以相匹配的空间结合在一起。
我们一直认为一个艺术作品需要有故事,同时需要有能动性,能够决定和牵引关于这个作品的所生产的拓展出的空间。我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与美术馆的美术作品不同,它会影响和牵引它所控制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是工艺美术馆加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空间,它是独特的。我们也期待自己有这样的努力,但是会很累。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克服困难,是非常开心和荣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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