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现在由于中国的特殊城市状况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这个空间跟中国其他的空间还是有一些距离。为什么？一般中国的城市空间，像建筑物基本上涉及到三方的关系：政府、投资人、建筑师，这三方的关系明确了，空间的问题也就解决得差不多了。但是美术馆还要牵涉到很多其他的方面，除了刚才说的三方关系以外，至少还包括美术界或者广义艺术圈的专业人士，比如说艺术圈、时尚圈，甚至还有奢侈品群体。他们都是一些特殊和广泛的群体，当然还有更加广泛的、甚至完全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的社会群体，这些人虽然从来没去过美术馆，但对美术馆有浓厚的业余爱好。

周榕

美术馆的设计，实际上考验的并不是建筑师的技能，并不是建筑师处理空间的能力、处理功能的能力，它考验的是在当代中国，能否将如此分散、如此跨度大的人群统一在同一个建筑空间之下。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代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创造出这样的空间，可以统一，至少是和谐不同方面的意见。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变成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光是在美术馆建设，在城市里边所有重要的公共空间、公共建筑都会面临，只是美术馆更突出。比如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什么样的空间在我们当下能把所有的意见统一在一起。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节点，有的人主张分工明确。然而，每一个群体，不光是艺术群体、文化群体、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互相之间的意见其实是相当矛盾的，甚至是分裂、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美术馆作为一个空间现象让各种问题凸现出来。比如说艺术界的专业人士和建筑师之间的对立，意见就很大，因为中国建筑师对于艺术的观念同艺术界对艺术的观念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也许是观念的差距、时间的差距。政府对于美术馆的期望，可能是希望中国美术馆代表国家形象，城市美术馆代表城市形象，更多地希望美术馆作为一个明确可以解读的符号出现。这样的观念，无论是跟建筑师还是跟艺术家，其实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说这些投资人和政府合二为一就比较好办，但现在的政府更多是以投资人的身份来发表意见。

刚才我谈到内地人士，他们心中的美术馆，跟整个消费、时尚联系在一起，这又有差距。普通老百姓看到的美术馆跟美术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他希望看到的是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空间，美术馆对他即有的文化观念、即有的空间观念和他处于的社会地位、社会生活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冲击，有没有让他觉得他的尊严受到藐视、践踏。然而，这样的文化角色的扮演并不如他所愿。所以，种种矛盾在美术馆设计里边纠缠在一起，这就像抓中药一样，抓的非常多，要么能熬出很有疗效的汤药，要么变成一个大杂烩。

美术馆在当代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空间现象，也是我在思考的事情。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中，至少在社会震荡、分裂没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美术馆作为提升城市形象的手段，按理说是应该是整个城市的骄傲，但在城市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在社群利益冲突、观念冲突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最终呈现一个完整的空间形式，其实很难做到让各方面都能满足。这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需要把它抛弃掉。最后美术馆出来会是什么样，我刚才说到，能否满足各个社群的期望，对于这一点我严重地怀疑。当代中国的城市美术馆设计，以及其他高端的城市空间设计，最后出来的结果无一例外是形成一种“城市歌剧”现象。什么人能听懂城市歌剧，实际上是所谓的精英人士，不管是资本精英还是政治精英还是艺术精英，建筑师也包含在其中，这一群人达成合谋。然而普通的城市中绝大部分空间跟精英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这就会导致出现很虚假的空间，这跟当代现实空间差距很大，虽然在精英集团内部互相之间有非常多的意见、攻击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最后出来的美术馆对于绝大部分公众而言都是一种歌剧形态，跟这些人的实际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尽管刚才姚东梅说，美术馆应该作为一个城市更方便抵达的空间，即便容易抵达，但是由于歌剧空间的存在，再方便的抵达，最后也变成了无法进入，因为确实跟我们大众的生活非常远，这不仅仅是美术馆的问题，也是绝大部分高端公共空间建筑共同面临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现代城市中用空间的手段消灭一部分社会矛盾？在剧烈冲突的情况下，花很多钱、花很多精力去做的城市公共空间，如何成为城市的缓冲地带，成为城市协调各方面矛盾的节点？这才是关于公共空间再思考的问题所在，至于它承载的是不是艺术，这还不是我们当代美术馆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仅仅在当下城市环境中作为一个纯粹艺术品，尤其是精英艺术的展出场所，这无疑是巨大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