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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祖籍湖南长沙的彭培根出生于安徽阜阳。他的父亲彭鸿文将军是国民党的一位爱国抗日将领，曾任第十战区徐西军区司令；1949年彭培根随父母去了台湾。青少年时期熟读儒家及道家经典书籍，并在大二暑假读完全部《毛泽东选集》。1970年，他获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建筑及都市计划系学士学位；1973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硕士学位。1972年至1981年，彭培根在美国十大建筑事务所之一的C. F. Murphy事务所工作，在国际大师Helmut Jahn手下做助理建筑师两年。1975年，他从美国移民加拿大，先后在B+H及Page & Steel等著名事务所工作。1980年至1981年他还在加拿大Waterloo大学兼课。

在建筑界，彭培根素以敢于直言及以理服人著称。这些年，国外建筑师在中国的造楼运动已经让中国人有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馆，这些中国重大建筑已经为外国建筑师所包揽。国外建筑师带来的不仅是新颖大胆的构想，还有连绵不绝的争议。彭培根教授曾直言，中国建筑市场的业主单位就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单纯追求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了。他一再提到周总理的话：我们的建筑要经济、实用，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他建议应像培养中国自己的导弹和人造卫星科学家一样重用和培养自己的建筑师。他举例说，1998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韩国人重用了他们自己的建筑大师——38岁的柳春秀，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钢缆悬挂玻璃纤维顶的室内体育馆。美国结构工程师只是和他配合。因此，他获得了一系列国际大奖，成为英国剑桥大学院士（第一位韩国人）。这就是因为韩国人像捧他们的国产汽车一样来捧他们自己的建筑师，所以才有这种结果。他的这些话掷地有声，在学术界乃至整个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彭培根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建议不胜枚举。他建议奥运主会场选在永定门以南，借此来平衡一下北京市的贫富不均。他反对“汽车十年强制报废”，认为这个规定违反了科学规律及可持续发展原则。他所提的大部分建议已被北京市领导采纳，一部分正在进一步研究落实中。

彭培根的刚正不阿源自他父亲传给他的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的爱。他曾经到过37个国家，他说这是他的空间地理坐标；而他父亲教给他的是新旧中国的对比，这是时间和历史的坐标。有了这个独特而珍贵的十字坐标后，他才能很客观地、敏锐地找到中国的、世界的和他自己的定位。

创建“大地” 广庇天下

彭培根教授以自己的学识和工作能力，在建筑界已极具声誉和影响力。外人赴北京一抵达首都机场便可见到他的作品——原一号候机楼的国航头等舱休息厅。出了机场，沿高速公路南行至北三环，赫然醒目的“中旅大厦”，也是他的作品。

1985年，彭培根受厦门市政府委托，用中央智力引进办经费，指挥来自6个国家11名中外专家对厦门进行重新规划。在接受委托前，厦门市已经搞出了一个规划，并且已经报到了国务院，但是没有达到要求。在彭培根的组织协调下，仅用了5个月，他们就完成了厦门市153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及城市设计。此规划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首肯和赞赏，规划给厦门今后20年，留下了更多发展的空间，让整个厦门市活了起来。现在厦门已经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著名的旅游景点城市。

是的，这些大手笔项目已经给彭培根所带领的国际团队带来了不小的声誉。

彭培根服务农村、关爱农民的思想一直根深蒂固。他为自己取名“心农”，表明了他“心系农民”之意。 他在1985年发起并与多名中外著名专家，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建筑师事务所——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其宗旨及经营范围包括为农村提供合理的村镇规划、建筑设计及咨询服务，开展农村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等。大地事务所还在1986年成立了一个“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身体力行地教农民如何安全建房。到2002年为止，大地事务所一共向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会或直接向农村捐献了209万元人民币。彭培根用这一基金资助不同类型的村镇进行规划，包括革命老区，全国边、远、贫困地区。他连续几年支援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奔走，保护江苏周庄古镇等水乡；他聘用农村建筑专家做了73个项目，并且通过《村镇建设》杂志的专栏（约有20万农民读者）连载刊登农村房屋建筑方面的知识;他还用函授的方法，通过发行电视录像带，教这些农村建筑师们如何安全兴建公共性的建筑。彭教授和这家中加合资的大地建筑事务所通过上述各种方式为中国培训了无数“赤脚建筑师”。

到目前为止，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在中国共设计过2000多个建筑或规划工程项目，其中有20多个重大工程。北至沈阳的中国银行大厦，北京中旅大厦，德航燕莎中心及政法大学；南至深圳鲸山别墅、华侨城；东至上海华侨大厦和厦门的总体规划；他们还做过1997年北京最大的规划（120公顷）万柳居住区的方案，以及1998年天津最大的梅江居住区（200公顷）的规划方案。此外，他们又先后获得了世界第二及中国第一大的购物中心——“Beijing Mall”与济南大金区大连万达集团10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的设计权。其中“Beijing Mall”的总建筑面积达65万平方米。最新完成的规划设计任务，是从设计竞赛得来的广州新白云机场的详细规划任务。

彭培根曾在大连市一个房价极低的地带设计了一个小区。他在这个小区里留出了40%的环境用地，这个比例比普通楼盘的25%或30%高出很多。他说：“我们在中国做建筑设计的人都有一个理想，想做‘人民的建筑师’，而给普通楼盘更多绿地与空间就是其中一个指标。”几十年来，彭教授秉承传统，追求创新，服务人民，回馈社会，始终保持着一个建筑师应有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投身教育 培育新人

彭培根不仅在建筑设计和区域规划上，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并造福于社会，而且还在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他殚精竭虑地将自己的学识无私奉献给新人，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建筑师。

说起他回国投身教育事业的经历，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了。1979年，彭培根应邀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学术讲座。他清楚地看到祖国最需要建筑师和工程师，于是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任，1982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以外籍专家身份任教。除了教建筑设计以外，彭培根还开了一门高年级选修课：讲建筑理论的《理性建筑》，全部用英文教。他带的两个研究生中，有一个的论文是研究加拿大有51年历史的唯一的国营公司（加拿大国家信贷住房公司），中国1996年推出的房改政策中，有不少内容吸收了这个研究生的这篇论文；另一个研究的是“航空港航站楼”。这两个研究生的论文在中国都是比较少见的经世致用的题材。

彭培根还是清华建筑学院唯一用英语开课的教师，也是清华大学第一个（15年前开始）在每学期末要学生给老师在六大项（每项A、B、C、D四个等级）不记名打分数的教师。每年学生打好分数后，学校教务处盖了章交给他存档，他的平均分都在90分以上。

在西方社会传统中，建筑师一直都是推进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在德国，建筑师的设计费高达15％；而中国的设计费在全世界最低，只有1.5%-3%。建筑师是被社会承认的城市面貌和灵魂的塑造者，也是最具象的文化工程师。但是，不要忘了：文化带头人带错了路，那就会给城市面貌和文化带来灾难。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建筑师应该在理论和文化上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中国在引进发达国家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时，要考虑到实际的国情，同时要珍惜宝贵的文化遗产。从实际业务的角度来说，中国未来十年、国民住宅在建筑工程项目中的比例，可能会长期地占到80%左右。所以，要做好住宅设计必须要首先从人的本质、心里素质做起，要对一般的住户群众有真正的爱心。这样才能千方百计地去为他们做好每一个立方寸的空间设计。

彭培根对中国的青少年寄予了殷殷厚望，他在1996年清华大学附中的讲座上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习欧美科技和工业，而他们的立国和教育根本哲学就是中国儒家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几句哲言，韩国也是一样。中国人自己的国宝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弘扬发展很好，在大陆却没有好好地用来做教育的基础。他希望青少年学习继承和实践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改进或革除不好的部分。他经常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和青少年要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和建国的历史，真正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和传统信念，如“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等，并努力身体力行这些信念。他还给清华附中的24个班每班捐赠一个图书柜和一批图书，例如《星火燎原》、《孙中山传》、《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国可以说不》，还有《宇宙的起源》、《时间简史》等。完全可以这样说，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彭先生不仅是科学知识的优秀传授者，也是人文精神的优秀传播者。

韩国建筑大师柳春秀对彭培根有过这样一段评论:“彭是一位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建筑家。他深受欧美教育，他的身上浸透了西方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的别号和笔名叫‘心农’……表现出他的独特的有爱心的思想境界。‘大地建筑’的成立，证明了欧美式事务所的机制结合中国国情的经营是成功的。最近几年，在中国类似的组织陆续产生，表明了彭教授的首创精神……他倡导的‘设计行业的体制改革’正在中国建筑领域里生根开花。他离开了自己成长和受教育的台湾，离开了生活惯了的舒适的美国和加拿大，回到了祖国。他把自己坚定的信念变成为行动上、组织上、教育上的实践，同时还钻研和创造自己的作品。我从他身上清楚地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人的卓越的‘建筑师’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