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财政和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均认为，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伪城镇化”或“不完全城市化”。三份报告均建议进行相应的改革。

我们看到，尽管上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已开始尝试户籍制度改革，近年来各省对户籍制度改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探索，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户籍制度改革明显滞后于其他改革。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户籍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户籍制度长期受到诟病，既因为这个制度本身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人为分割，也因为这个制度上绑定了住房、生育、教育、社会保障、交通等大量的福利。这背后的实质是政府部门对资源控制的惯性，是各种权利的博弈。从这个角度看，现行户籍制度不改革，就难言让人民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而这种改革的迫切性，还不能是说说而已，而是必须要真正落实下去。

中国的“伪城镇化”或“不完全城市化”（图片来源：百度）

众所周知，现行户籍制度的作用是阻止人口的自由流动。但也必须意识到，这种阻止是双向的，户籍制度不仅妨碍了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同时也妨碍了城市人口离开所居住的城市。这本身就与保障居民迁徙自由的宪政精神背道而驰。

不可否认，当前的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人口管理制度，它是和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制度、政治环境、社会福利紧密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城市人口享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福利，这些福利是和城市户口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城市户口一旦放弃就很难恢复。所以，城市居民除非有更好的选择（比如迁到更大更好的城市或者移民发达国家），否则是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城市户口的。这样一来，除自然淘汰、海外移民、上学参军、入狱服刑等原因以外，城市人口几乎不会减少。这种情况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尤为突出。其实，越是大城市，福利项目越多，人们越不会轻易离开。于是，即使有人口流动，也是沿着乡村——中小城市——大城市——中心大城市的路径单向流动。北京、上海等城市自然成为人口单向流动的终点，故此，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现在的城市化却是政府主导的单一中心模式，即中心城市把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全部集中到城市里，让这个中心城市成为一个全能的城市。换句话说，这个中心就是以政府部门为中心，然后向四周扩散。故此，不论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还是一般的中小城市，都毫无例外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格局。这种“摊大饼”的格局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城市病，目前已经浮现，像北京等特大城市已经面临着进退两难的问题。

政府掌握太大的资源分配权（图片来源：百度）

政府掌握太大的资源分配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城市化？显然，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单一中心的权力结构，它就是这个单一中心的城市化结构以及城市化制度的根源。城市化就是由政府这个权威来主导，并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不管什么资源都由这个权力中心来分配。

当然，也应该看到，为适应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去年底，有高层把“城市化”说法改为“城镇化”，这略微突出了小城镇的地位。浙江、广东、山东等地也都提出强镇设想，希望建立县辖市（镇级市）。事实上，就城市的有效管理而言，城市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不能无限制扩张，现在，城市周边已经形成了若干聚集点，这些聚集点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小型的市，这样可以防止一个城市最后变成庞然大物，给所有的人增加生活成本。

可即便中央政府在城市发展战略上如何表态要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对于政府部门亦或是专业的研究学者而言，依然对大城市以及超级城市化情有独钟。前不久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就公开建议，废除“重点发展小城镇”这种不符合中国城市化规律的方针。

对超级城市化情有独钟（图片来源：百度）

不可思议的是，当前，一方面对超级城市化情有独钟，而另一方面却又提出“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等各种限制管理措施，这无疑显示出目前政府部门对城市化的茫然与手足无措。

故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造成目前伪城市化的因素是城市化发展的战略争议，问题的症结就汇集在户籍制度这个焦点上，其实质是政府部门对资源的管理问题。其实，从长远来看，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正确而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彻底取消户籍制度，至少是彻底剥离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种种福利，使福利制度和普遍的公民身份，而不是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相联系，创造出有利于自由迁徙的制度环境。通过自由迁徙，让农民进城去，而城里的一部分人出来另外建立新的城市，这样，新的城市又可以吸收农业人口。